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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了嗎?  名聲、權力、財富,它們究竟意味著什么?該掌握在誰手中?

    03讓敏感的不再敏感

      三十余年改革,讓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快速前行,雖然很多數據用除法,人均與世界很多國家相比依然落后,但經濟總量一路攀升。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這樣一個態勢,除去高興和冷靜,我們還應當準備什么?

      恐怕得迎接越來越多的表揚與批評的聲音,而且會是很多夸張的表揚與夸張的批評,甚至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表揚與批評。

      我在節目中,多次引用過這樣一段話——

      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拼爭,1949年10月1日,中國終于結束了挨打的時代;

      經過三十余年的改革,中國人結束了挨餓的時代;

      面對未來,或許,我們會迎來一個持續時間不會很短的挨罵時代。

      這種判斷從何而來?

      是我們自身存在很多問題嗎?

      不可否認,我們當然會有很多問題,環境、人權、民主……很多問題我們自己早已意識到,并在陸續改變之中,即使別人不說,我們也會努力,甚至有時與別人說不說沒太大關系,因為這些事情的進步與改進,與我們自己的幸福有關。

      因此來自外界的很多指責之聲,表面上與這些事情有關,其實又無關。

      原因或許很復雜,但歸根結底,來自于:你強大了,你與別人有了越來越緊密的關系,讓人無法回避而又必須面對你,這個時候,你的優點與缺點都在別人眼里放大,別人內心的疑惑或擔心甚至是戰略目的,都會以日??鋸埖谋頁P與批評顯現出來。

      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同時存在,就是一個有趣的印證。

      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人聊天時會說:“東方睡獅醒了,但肯定不咬人,俺們和平發展!”以此打消對方的某些疑惑??赏l現,對方的疑惑還在,他會說:“你是說獅子不咬人,可問題是,我知道,獅子天然有咬人的能力??!”

      顯然,他還堅持著某種“中國威脅論”,想一想也可以理解。畢竟在世界歷史上,新興崛起的國家,沒咬人一口的不多。

      然而一轉身,你又很容易聽到另一個外國人在某個對話或論壇中,正在強調:以中國的體制、人口、貧富差距及眾多社會問題,中國必崩潰!

      你又得告訴他,因為一二三四,所以不會;可他,還會傲慢地搖搖頭,堅持說“會”。

      當然,按這些人一次又一次的“中國崩潰論”來看,中國早已崩潰好幾回了。

      于是,我們就這樣,一會兒被“表揚”得讓你搖頭,一會兒被“批評”得讓你搖頭,一會兒冷,一會兒熱,中國,正復雜地呈現在世界面前。

      想想也正常。大家習慣的還是一個問題叢生、弱不禁風或閉關鎖國內亂不斷的中國,而一個強大起來,擁有泥沙俱下的活力,年輕人一般的中國,出現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近幾十年甚至是十幾年的事情。

      于是,中國在世界的面前,被妖魔化與被夸大美化都顯得正常。

      一種很復雜的感情與感受,也就在注視中國的目光背后,注定長久停留。

      我們可能還得適應,有些人不喜歡中國,更多的人開始喜歡中國人民,但絕對所有的人都喜歡中國人民幣。

      情感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這一點,國外的朋友玩兒得比我們好。經濟利益面前,夸你甚至夸張地高估你都正常;政治利益或偏見面前,罵你甚至沒道理地罵你也正常。

      我們都要心平氣和地去面對這注定來到的復雜局面,別被夸得找不到北,也別被批評得亂了方寸。如何面對世界,其實正是當下中國的一個全新課題。甚至從某種層面說,如何調節好自己的心態去面對世界,正是中國走向大國的一個考驗?;蛘哒f,它就是大國之所以成為大國的一部分。

      十年來,我經歷了下面一些事情,它或許與此有關,或許無關,卻都是我們共同成長當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悉尼奧運的賽場之外,很多“法輪功”在鬧事,該怎么辦?

      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我全程參與直播,開幕前幾日,就已到達悉尼,并開始拍攝很多專題,沒想到,“法輪功”的黃顏色,成了工作中一個不大不小的煩惱。

      那個時候,距離國內整頓“法輪功”沒兩年,人家在外頭折騰的熱乎勁兒還在。奧運會全球矚目,再加上澳大利亞尤其是悉尼,華人眾多,“法輪功”分子更似乎找到了舞臺,于是表演開始了!

      在很多街道上,穿著黃顏色服裝的“法輪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打著各種橫幅與標語,為中國的形象“添堵”。

      當時我們電視拍攝對此是相當敏感的,不僅電視直播中,會用延時來解決類似問題,拍攝時,更要注意,一旦不小心背景中出現類似畫面,都要馬上重拍。

      我們已經很小心,可還是撞到了一次。

      那一天拍專題,我在悉尼的唐人街進行采訪,之后要在此拍一段串場,很簡單。拍完,編導卻似乎感覺到什么,讓我們回頭看。很遠處,有“法輪功”的旗幟,于是趕緊打開攝像機重放,仔細辨認,果真在背景中發現“法輪功”的畫面。沒辦法,刪掉重拍,此后,該編導好長一段時間都有一種劫后余生的慶幸感。

      可能正是因為知道我們的敏感與千方百計的躲避,“法輪功”們越發想出風頭進畫面制造影響,仿佛這樣,他們就勝了一局似的。

      在閉幕式之前,由于中國體育代表團在那次奧運上成績卓著,為感謝當地華人與各方的支持,在一個美麗的海灘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功聯歡。這本是一個華人的驕傲時刻,卻被“法輪功”分子當成了自己的一個機會,他們聚集到此,開始鬧事破壞氣氛,這樣一種不堪的舉動,招致當地華人與留學生們的憤慨,自發地與他們論爭。想想看,在那個喜慶的時刻,同為華人,卻要分成兩個陣營,一些人不為中國的成績驕傲,反而要故意破壞與抹黑,其他人的氣憤心情可想而知。

      當地的華人告訴我們,其實,這其中,真練“法輪功”的不多,然而為了造聲勢,經濟因素就開始起作用,扮演一天“法輪功”愛好者有不少經濟上的回報,于是,很多人就像上下班一樣,來扮演這個角色。這種情況不僅在悉尼,之前或之后在歐洲、日本、美國都是同樣如此,我們也不止一次遇到過。

      知道這個因素之后,我們猜想,悉尼奧運會時他們的折騰,估計花了不少費用。當然也讓一些不太好找工作的人掙到了不少錢。

      在開閉幕式或精彩賽事之前,那些沒有票的游客或體育愛好者都會早早地來到悉尼歌劇院與悉尼大鐵橋周圍,占一個好位置,因為這里有很多塊大屏幕、有美麗的風景,再加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好,因此,這里是沒票游客看奧運的首選之地。

      “法輪功”們知道這一點,于是在閉幕式前很早的時候,就組織了許多人來這里,把好位置都占了,這樣一來,后來的各國體育愛好者就很憤怒,于是形成對峙。

      其實“法輪功”人士就想通過這樣的行為,激怒各國游客,然后罵中國,以此來破壞中國形象??晌蚁?,絕大多數各國游客,恐怕還是會譴責“法輪功”本身的行為,因為人家不一定關心別的什么,但這種不禮貌甚至惡劣的行為,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人家的快樂生活。

      看到這種局面,我一度甚至很憤怒地想:應該把這種行為直播出去,讓全世界看看,這就是有些人甚至還出錢支持的所謂“教派”從事的行為?

      當然,這念頭一閃而過,可時隔多年之后,再一想,不無道理。2005年,我去拍攝《巖松看臺灣》,在臺東的花蓮,當晚要直播臺灣少數民族的“豐年祭”,這是當地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活動??稍谥辈デ?,卻發現,“法輪功”們拿著橫幅來了,于是,我們的那一場直播取消,改拍專題。

      其實,你會發現,他們就是來找攝像機的,他們的行為很不堪,當地人及游客也煩,然而,他們知道你敏感,躲著他,于是,他就想辦法找你的攝像機,想進畫面。這期間,他們也干過干擾衛星、弄居民電視、打電話進民宅等讓人氣憤的事情,讓你不堪其擾。

      當然,這其中,也有輕松的故事。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對面,有一些“法輪功”人士定點來上班,作息時間還頗嚴格。使館內一位外交官告訴我:中午午休,經常是一聽“法輪功”的聲音,就知道到點兒了,于是,起床上班。也就是說,那幾位上班的“法輪功”人士成了非常準時的鬧鐘。聽過之后,我樂了,這可是不錯的一種心態。

      其實,我在想:慢慢地,大家不那么敏感了,看到它,不過輕蔑地一笑,該干嗎干嗎,他們會不會如同泄了氣的皮球,漸漸地蹦不了多高,也再沒了氣力呢?畢竟要想做進一步出格的事,在哪兒都會有法律管著他們。

      我稱之為“脫敏”。

      而需要脫敏的,絕不僅僅是面對“法輪功”的黃顏色。

      看到示威的人群,我們笑起來了,看樣中國還真是大國了

      以前,在報紙、電視上看到示威的人群,總覺得,這是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專利,他們國家的領導人一出訪,目的地國家從機場到住地,準有示威者如影相隨,或許因為人權,或許因為環境,要不就是失業者,總之,都有理由,總能制造出相當效果。

      當時,我們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東道主怎么當的,人家國家元首來訪,是客人,結果你這兒還管不住,那么多人上街罵人,你這主人當得多沒面子。

      開放的時間長了,我們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兒,事情沒那么簡單。東道主有時也得給示威者一個面子,而示威者也是一種表演一種表達。

      道理是這個道理,卻還沒太往咱自己這兒想。不過,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你與人家關系日益密切,在中國面前表達一下、示威一下的事情也開始增多。

      剛開始別說“遇到”,連聽說都很緊張和尷尬。在印象中,最早有相關內容的報道,是在九十年代,江主席出訪美國時,大學演講,現場外有人鬧出了動靜,但里面的演講繼續進行,這一個小插曲,讓記者們意識到,以前文字中見識的場面,開始更多地與咱有關系了。

      2008年,有一次,我去報道國家領導人出訪,其中有一個環節,是在該國首都的著名大學演講。

      演講是這一天的下午,我中午就早早地到了學校,然而一到了那兒就發現,比我到得還早的,是一大群準備好的示威者,仔細一看一了解,示威者是由幾撥人構成的。有“藏獨”,有“法輪功”,有其他目的的,剩下的很多人是看熱鬧性質的,陣勢不小。不過,警察已經在禮堂與示威者之間留出了一個隔離帶,中間大約有五六十米的距離。我到的時候,由于離領導人演講還早,示威者喊口號的頻率還很低,圍觀的人也不多。

      有趣的是,不久你會發現,反對示威者的人群正在旁邊逐漸壯大,一面又一面五星紅旗開始出現,雖然過程中偶有沖突,但總的看,還算和平相處,各自不同的口號與標語旗幟,表達著各自訴求。罵,是一種自由;愛,也是一種自由。

      在離演講開始還有半個多小時的時候,人群中的聲浪開始加大,而聆聽演講的人們也注定只能在預留的通道中通過,都能看到周圍人群的動作與聲音,大家好像也習以為常,甚至很多人是和陪同的人邊聊天邊步入禮堂,根本沒關注周圍的人群?,F場聆聽演講的人既包括這所大學的師生,也包括我方與該國的外交人士、知名人士。

      離演講越近,外面兩撥人的爭鋒越發熱烈,有趣的是,這個時候,打著五星紅旗的陣營越發壯大,氣勢與聲浪上都壓住了另一撥。沒辦法,這一邊,心很齊,而那一邊,畢竟是幾撥人湊的,估計統一語言都難。

      對于我來說,已不會像幾年前那樣,遇到此事會緊張和尷尬,反而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內容。不看到抹黑者,就不會看到更多的捍衛者;不看到各種各樣的雜色旗,也看不到那么多面五星紅旗激情地飄揚。而同樣,不直面這樣的場景,也不會強烈地意識到:不過如此!過去認為很敏感,避之不及的事情,一旦用自信作支撐,脫了敏,它也就再無力量。我在想,恐怕不僅我個人,對于媒體對于一個國家與民族,應該都是如此。這就是成長,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許是夸出來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卻是能面對表揚不心浮氣躁,面對批評也心平氣和,甚至能一笑面對雜音。

      一點小遺憾,是由于這個場面不夠好看,又或許我們的成長和成熟還有空間。室外的直播報道沒法做了,但一會兒,領導人也從容地從通道中走進禮堂,自信并一點兒不為所動地演講完畢。非常成功,賓主盡歡。

      而場外的兩撥人群,也在警察劃出的線外表達著自己的聲音。當演講成功結束,前一階段還弄出動靜的所謂示威者早已化整為零,慢慢散去?;蛟S,他們自己也開始覺得無趣吧。又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工作結束,下班了!

      過程中,我和同事開起了玩笑,“還真是大國的樣子,走到哪兒,也有示威的了。估計將來走到哪兒如果沒有示威者,還挺不適應的,怎么,瞧不起中國?”

      其實想想真是,如果你沒什么實力,與人家沒什么關系,估計表揚沒有,批評與示威也同時沒有。有時,成人禮之后,要面對的就是各種各樣的聲音和場面,要適應,還要面對,這陣勢,恐怕只會是越來越多,伴隨著大國崛起的各個階段。

      幾個月之后,溫家寶總理出訪英國,在大學演講時被現場一位年輕人扔了鞋子,沒想到,溫總理坦然面對,事后還替扔鞋者求情,認為不必重罰。更值得一說的是,這件事,中國媒體都給予報道,還上了《新聞聯播》。之后的評論眾多,不過,都是對這種自信、開放、放松的一種肯定。期間,有媒體問到我,我的看法很簡單:這就是脫敏的一個過程,你越是輕松幽默地面對它,它也就不再有多大的力量,應對得好,還能讓自己的形象更多地加分。

      還是2008年那次采訪,在大學演講之后,領導人去另外一座城市,在一個文化景點外面,也有一些示威者,被該國警察用公共汽車給隔在了外圍。采訪開始前,我去上廁所,正在那兒解手,見一中年人舉著一面什么旗,站在我身邊展示,我沒有停止解手,反而側著臉對他輕視地一笑,仰頭示意他舉高點兒,讓我看看……

      對方一見我不僅沒當回事兒,反而逗他,立即沒了勁頭,收了旗,紅著臉跑了,我在他身后哈哈大笑。原來很多東西都是紙老虎,之所以有的時候好像很可怕,是因為你對他在意,“抬舉”他,于是他變本加厲,而如果你放松地面對他,不知,他會不會很沮喪甚至很受傷?

      抵制家樂福還真是一堂與民主有關的好課……

      2008年1月,包括吳建民與我在內的幾位,應國務院新聞辦之邀,在北京舉行了一個持續一天的座談,原因是大家都是國新辦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任教老師,國新辦想聽聽我們對政府新聞發言人隊伍成長發展以及當前相關局勢的看法。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這一天的座談上,我們一致地認定:由于2008年有北京奧運會,因此之前必有不平靜的大事或麻煩,指望風調雨順平靜度過是不可能的。

      這種判斷不僅來自直覺,更重要的是對中國與世界的一種特殊關系的判斷。僅以奧運為例,我在座談會上說,夏季奧運二十九屆,絕大多數歐美輪流辦,歐美之外只有四屆,亞洲三屆,社會主義國家兩屆,中國僅此一屆。因此,恐怕在一些人眼里,我們是非主流,是突然的進入者,是紅色的異類;因此,在這樣的潛在暗流驅動下,各種希望北京奧運不那么順暢的人們,就會會聚在一起,制造動靜,制造麻煩;因此,要做好迎接大事大麻煩的準備。

      遺憾的是,還真被我們言中。

      3月14日,西藏拉薩發生嚴重暴力事件,時隔幾天之后,媒體開始報道。這時,距離北京奧運火炬采集僅有幾天時間,顯然,事情的發生絕非偶然,一場以北京奧運為目標的麻煩事兒拉開了序幕。

      事件發生時,在國新辦的主辦下,八位中國媒體代表與陣容相當的八位日本媒體代表進行針對中日關系的媒體對話。本來話語間就針鋒相對,拉薩事件瞬間成為焦點。日本媒體代表都希望以后類似事件能最快速透明地公開,其實這一點上我們的想法一樣。但當時,拉薩事件發生一個星期之后,境外記者團才前往拉薩報道,顯然錯過了最佳時機。這期間,謠言、謊言、別有用心的語言就有了市場。不過,也正是這次事件帶來的反思,促使一年后發生烏魯木齊“7·5”事件時,快速透明的報道得到人們的高度肯定。

      拉薩事件還僅僅是一個開始,幾天之后,在希臘奧林匹克誕生地,北京奧運火種采集,雖然現場火種采集順利,但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講話時,還是受到“藏獨”分子的干擾,這個小小的細節已經開始讓人感覺不安。

      又是幾天之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全球火炬傳遞出發儀式,儀式由我和楊瀾主持,當我們看著胡錦濤主席親手將出發的火炬交到劉翔手中時,我們還想不到,走出國境后,這火炬要經歷怎樣的風雨,這風雨又將在國內激起怎樣的波瀾。

      這次北京奧運的全球火炬傳遞,是一次創舉,經歷國家之多,路線之長,均創紀錄;也正因此,很多想給北京奧運添麻煩的人,就把火炬境外傳遞當成了突破口。

      開始還順利,到了英國倫敦就已經麻煩很大,沖擊火炬的人增多,警察與他們的沖突已經顯現出來。雖然情況有些混亂,可由于英國首相及皇室成員都出面,對火炬傳遞給予了支持,因此,中國國內民眾并未對英國段的傳遞有太多指責。不過這個時候,國內民眾對火炬傳遞的關注已經開始升級,不安、自尊、愛國、憤怒與期待,諸種情緒混雜在一起,就在這時,火炬到達巴黎,不幸的是,這幾乎是接近失控的一站,于是,中國人的憤怒情緒爆發了。

      火炬傳遞在巴黎失控,中國火炬手金晶在輪椅上火炬被搶,還有巴黎市政府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都刺傷了中國人的心。另外還有一點,在歐洲,法國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最早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發達國家,這些年由于互設“中法年”,雙方關系親密,然而火炬傳遞,卻讓中國人很受傷,怎么走得最近的傷我最深?

      幾天后,事情向另一個方向轉變,手機短信上不斷顯示:家樂福的大老板支持“藏獨”,贊助“藏獨”,我們要抵制家樂福。

      信息不斷轉發,網絡上更是如此,抵制家樂福由口號變成行動,由北京波及全國。

      那幾天,剛剛開播的《新聞1+1》天天在評論火炬傳遞,我們對“藏獨”及境外某些勢力指望借拉薩事件搞亂北京奧運的行為展開了辛辣而有力的評論,但同時,對突然而至的“抵制家樂?!?,我個人又有另外的看法。在搜狐網的體育評論中,我寫了一篇很短的評論,文章的主題并不是該不該抵制家樂福,而是在其中順手寫了幾句與此相關的看法,在此,登出該文章,為維持原貌,一字未改。

      最近好多人收到了這樣的短信——鑒于法國巴黎在奧運圣火傳遞中表現不佳,加之家樂福贊助“達賴集團”,因此號召大家5月1日抵制家樂福,堅決不去購物,讓他們看看中國人的強大和團結。

      5月1日我肯定不去家樂福,然而卻不是因為抵制,而是要去三亞為圣火到來做準備。去不去家樂福是個人的事,即使許多人因為抵制而沒去家樂福,相信那一天,家樂福也會人不少。因為對于個人來說,日子也不應有政治的干擾;更何況,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等于太給別人面子。而且,家樂福里的職工大多是中國人,這不是另一種內訌嗎?再加上,我們這么做,不是和我們很討厭的那些人,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嗎?

      在奧運火炬的傳遞中,的確有很多西方人,干得不漂亮干得很糟糕。當我看到火炬所到各地,華人華僑自發護衛火炬的情景時,我深深地被他們所感動。然而我又替他們有些不平,有些國家有些城市有些人,原本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并可以做得更好,讓奧運火炬的傳遞更安全更順暢更不被干擾,但現實是,他們沒有做到。當然可以拿出很多理由,但一個城市的市長掛出橫幅來迎合火炬阻撓者的時候,你怎么可以相信:他盡力了呢?

      但是奧運火炬并不是北京的,它屬于世界也屬于全人類,有人搗亂,它搗的也是全世界的亂,我們完全可以更平靜更從容一些。當看到身邊有些人很委屈很“生氣”的時候,我總是勸他們說:你一生氣,人家就真的達到目的;而如果你不生氣,并繼續執著地做好自己該干的事,繼續在奧運火炬傳遞中點燃激情傳遞夢想,那么搗亂者就會被人們以小丑的形象來留在記憶深處。用我們的平靜與大氣,給他們一個這樣進入歷史的機會吧!

      不管有什么風雨和不平靜,都能繼續微笑地享受火炬傳遞,享受奧運盛會的光榮與夢想,你就一直是強者。為什么不這樣做呢?

      然而,幾個小時之后,有人告訴我,有問題了,你評論后面跟帖的評論成千上萬,罵你的多,快把這文章撤了吧!

      我上網看了看,樂了,大多數罵我的邏輯是你反對抵制家樂福,就是支持法國,就是不愛國,就是漢奸!諸如此類。幾乎很少有說理的,不過還是有同意我看法的人,在那兒勢單力薄地分析道理,然而,在鋪天蓋地的罵聲中,理性極其微弱。

      我太理解這樣罵聲背后的愛國主義,因為幾乎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我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有一次與青春荷爾蒙有關的愛國主義激情爆發,像成人禮,也像與這個國家建立休戚與共關系的儀式。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們用一場“文化大革命”釋放了青春的激情,雖然你事后可以感慨:它差一點兒毀了這國家也差一點兒毀了那一代人,但不能懷疑的是,當他們青春之火最初燃燒的時候,是為了領袖的號召和把這個國家變得如想象中的那么好,于是,他們追隨革命口號一路絕塵而去。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們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風波,把自己投入到冷靜的思考中,從此,不再年輕。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們在1999年經歷了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網絡與現實中的磚頭,表達著他們的青春激情與這個國家的感情。

      而對于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們來說,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的不順利,悲情與委屈,激發出他們的青春與這個國家的關聯。因此,我理解這種激情,甚至我曾經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我依然不同意這罵聲中的簡單邏輯。我突然感覺到:這真的是一堂與民主有關的好課。我不僅不會撤掉這篇原來無意寫家樂福事件的文章,反而要認真思考,怎樣與激情中的青年朋友交流。他們,是未來中國民主進程中的基石,哪怕有百分之一罵我的人能聽進去,哪怕有百分之十的人聽不進去卻可以悄悄地開始自己的思考,那都是一次好的交流。至于被罵,不重要,做了主持人,我就是“罵大”畢業的,更何況,中國的民主進程,注定會有很多人在被唾液淹沒的過程中慢慢進步,那么唾液中的人,加我一個。

      幾天中,有很多媒體要采訪我,最后,我在《南方周末》上發了一篇文章,算作是思考的一個結果。

      民主的一個核心,是我不同意你說話的內容也要維護你說話的權利,抵制家樂福是一種個人的選擇,無可厚非,但打擊別人不抵制家樂福的選擇,這事就不對。因為民主社會,每個人都該有自己選擇的自由,而在幾天之內,出現家樂福門口停大車不讓人進,甚至辱罵到家樂福購物的人,這就更加離譜。

      抵制需要理由,抵制家樂福的理由是它的大股東資助藏獨,但幾天中事實早已澄清,沒有此事,屬于空穴來風。師出已無名,然而法不責眾,大家找個理由一哄而起,完成之后一哄而散,理由反而不那么重要。激情是否可以建立在非事實的基礎上?只要心中的愛國激情是對的,起跑線錯了也沒問題嗎?那我們隨時可以編造一個理由,然后開始所謂“正義行動”?

      青春的激情來得快,去得卻并不快。在這次火炬傳遞中,雖有抵制家樂福這樣的事件發生,但“80后”群體開始走進了公眾的內心,沒有人懷疑,他們與這個國家之間的感情。時間過去了很久,陸續有很多年輕人與我交流那一段日子的感受,心平氣和之后,其實大家的想法歸于一致,“家樂?!笔翘谜n,應當有助于我們進步。每一次激情都不應當成為上一次激情的簡單復制,只有這樣,激情才具有最大的價值。

      沒人會知道,類似火炬傳遞中的大麻煩會怎樣持續下去,然而,“5·12”汶川大地震,改變了這一切,震醒了全世界的良知,人性中偉大的一面被激活出來,全世界與中國開始一起面對災難,而“80后”更是成為抗震救災的主力軍。2008,似乎就是年輕人的成人之年,從此,中國對于這一代人更加放心。

      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直播,空前但正常

      烏魯木齊“7·5”事件來得突然,之前,似乎毫無征兆。

      我是在7月6日一早知道這條消息的,當時就在想:這次,是否可以更快速地直播?

      一天都在為這個新聞做準備,越是了解了更多的詳情,內心越是難受,作為一個媒體人,把它報道出去的沖動就更強烈。而一個積極的信號是,當天的滾動新聞,已經直播報道了這個消息。

      經歷了2008年的風風雨雨,加上奧運期間境外媒體云集,中國,經歷了顯微鏡般的細致觀察,中國的心臟顯然比過去強大得多,面對突發性事件,不僅不是不報,而且要快報早報,境內境外都報,這是一種重要并積極的轉變。

      2008年的甕安事件,按過去的敏感緊張,很可能壓住不報,因為它是群體性事件,又涉及警民關系、暴力沖突,實際上,僅僅沉默了一小會兒,就拉開了透明報道的大門,反而就此成為良性互動的開始。這樣的案例效果,增強了人們的信心,并意識到,一些負面的事件,如果及時透明傳遞真相,反而會帶來正面反饋,這無疑更為決策者與媒體增加了透明的勇氣和力度。

      于是,7月6日一天,我們都在為晚上的直播做準備,雖也有一些預想中的反復,但在開播前不到三十分鐘,我們在直播室外的辦公室開了一個碰頭會,決策者孫玉勝副臺長表情并不輕松地說:“我既沒有接到直播的指令,也沒有接到不讓直播的指令,仔細考慮一番,我們直播試一試?!?

      九點半,直播開始,雖然當天的消息對烏魯木齊“7·5”事件有多條報道,然而長時間的直播,在以往類似事件的處理中,毫無疑問是第一次。更何況,前方記者還并不多,很多細節還未詳細掌握,事態依然在發展中。再加上,這也是中央電視臺自己的評論員對這個類型事件第一次發表長時間的評論和分析,挑戰是巨大的,作出這個決策也是有風險的。

      然而在人們關注的新聞面前,在中央臺已經開始新聞改革之后,在百姓擁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環境下,不冒任何風險是媒體最大的風險。

      我們這一天的直播由董倩做主持,我做評論員,共持續了一個半小時。第二天,總局領導對直播表示肯定,同樣,收視率顯示,這一個半小時的直播,比平時平均收視率增長九倍還多,可見觀眾對此的期待和認可。

      之后幾天,我們或長或短地繼續直播報道,其實,在7月6日直播結束后,本臺就已經增派包括張泉靈在內的多路記者前往烏魯木齊,這一個增派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不是躲避而是面對,是快速與透明。與此同時,境外的記者也幾乎無障礙地趕往烏魯木齊,真相隨之傳遍世界,誤解與偏見,也因此而減少。

      不過,透明與真相,還并不能讓烏魯木齊這座受傷的城市快速康復。

      我的父親是純正的蒙古族,我的母親是漢族,在我的身上流淌著民族交融的血,再加上我從小生活成長于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對烏魯木齊“7·5”之痛感同身受。記得我在節目中說過這樣的話:對于烏魯木齊這座城市來說,外傷好治,內傷卻需要很長時間才會康復。同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突然間,心與心之間有了墻,深處留了傷口,怎樣三分治七分養,讓城市痊愈,是需要這個城市的幾百萬人口以及所有中國人共同努力的事情,我們必須祝福!

      幾個月之后,我采訪國家民委主任楊晶,談起民族問題,他的一句話讓我永遠難忘,他說:“民族團結就像空氣,擁有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可沒有,你試試!”

      采訪中,這位蒙古族漢子一度潸然淚下,可見他的感情與壓力。

      脫敏,是一個時代進步的清晰痕跡,然而脫敏并不意味著就此麻木起來,什么都無所謂,放棄原則。

      恰恰相反,脫敏,讓我們更理直氣壯地堅守原則,堅守自己的利益。在中國與世界的磨合與博弈之中,所有事情都韜光養晦已經很難做到,不是你不低調,而是有時候你無法低調。所以,為原則與利益而放聲,并慢慢建立中國對世界清晰而有用的價值觀,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

      同時,自信,是最好的藥,治自己的傷,治別人的偏見。對于那些過去有些敏感,有些忌諱的東西,很多都不必再用藏起來蓋起來的方式來處理,面對它,正視它,與公眾一起。沒什么大不了。經過三十多年改革,強大起來的不僅是經濟,還包括每一顆中國人的心臟。知道了,最快時間了解了,復雜的事情就會變得簡單,在進步與慢慢脫敏的過程中,我們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一起去做!

    04中國病了

      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與平日里車水馬龍的堵車高峰相比較,這時的北京街道上暢通無比,甚至順暢得讓人恐懼。我開車去辦事,車行至西直門處,在立交橋上看見的一個畫面,終生難忘。

      由于我車行在高處,向下看,一個居民的院里,一根繩子上正晾曬著兩件物品,一件是內褲,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繩上再無其他。我當時就開始后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橋上,如果我們帶了攝像機或照相機,實在該把這一個畫面拍下來。因為再沒有哪個畫面能更好地記錄當時的現實,內褲與口罩,一個守護著尊嚴,一個保護著生命。這可能是危急時刻,人們最后的底線。

      當時,正是SARS肆無忌憚的時分,整個中國病了。

      初起:廣州的怪病

      事情從同學聚會的那一刻起,就顯得有些不對勁。

      2003年2月,春節剛過的一天,當晚我們要開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達》,去關注遠方硝煙漸起的戰爭。

      之前,有同學從廈門遠道而來,于是,小范圍同學聚會,沒想到,飯桌上,她開始向我們“求援”,懇求幫忙找一箱“板藍根”,說剛從廣州來,那兒的醋都快賣光了,正流行一種怪病,怕廈門也買不到板藍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們不算閉塞人士,身在媒體,按理應當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許是中國人十分強調春節期間的安樂祥和,任何與此相關的信息都自覺地“人間蒸發”。再加上當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輿論環境仍采取寧緊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這SARS已在廣東“發展壯大”了兩個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傳千里,壞事不出門”。因此,當時的我們也并不知曉。

      同學的“求援”讓我有些警覺,估計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當時的頭腦中,是絕對沒有“SARS”或“非典”這個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廣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傳真過來的,說:“廣州爆發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來報道?”

      當時我是《時空連線》的制片人,這是一檔《東方時空》中十來分鐘的日播新聞專題節目,追新聞是我們的目標,加上有過前一天同學要板藍根的不同尋常,于是當機立斷,當天派記者隋笑梅和攝像趕往廣州,沒想到,這一個決定,讓我們擁有了眾多SARS報道的“第一”。

      記者到達廣州后發現,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簡單,情形復雜得多也危險得多。2月11日,在廣州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這是地方政府面對SARS舉行的第一個新聞發布會。我們的記者在場。

      之后是前方記者緊張的采訪,而后方,我們調整了節目方案,因為已經很容易判斷出事態的嚴重,于是,原定的一期節目,被我們改為三天三期。也就是說,《時空連線》用持續報道,來關注一個剛剛開始掀開蓋頭的怪病。

      頭兩期節目,我們關注病情、事態的發展、相關的恐慌與防范,以及相關人員的采訪與提醒,我們的記者成為第一個走進患者病房的央視記者,第一個采訪到鐘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為眾多媒體焦點人物的起點。這兩期節目也成為在京主流媒體最詳細最快速關注SARS的報道,甚至有人稱之為中央媒體中的“唯一”。

      但是,僅有這兩期節目是不夠的,在幾天的時間里,我們意識到,這個傳染病的威脅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從政府那里獲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開,那么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將會是災難。

      緊跟著,第三期節目,我們制作了“政府信息應當公開”這期節目,請到廣東省副省長與著名傳媒學者喻國明,跨地連線,在SARS的背景下,探討“政府信息公開”。雖然由于這個話題的敏感性,那一夜,我們屢屢經受波折,但在爭取、說服和適當地妥協之后,這期節目還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應當公開,被我們在節目中大力呼吁。

      這三期節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幾乎絕大多數的媒體還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處于對SARS無法言說的狀態中,這三期節目則給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沒有打算結束,雖然這三期節目播出完畢,暫時已經無法再繼續跟進,但我覺得,眼下沒有機會,自己卻不能放棄,我們的記者應當在前方留守,繼續采訪和記錄,一旦開閘,我們有第一手的東西。不難想象,這個時候,記錄的重要性和價值有多大!

      記者想回北京,我開始做她的工作,甚至為她找到了一個選題:廣東春節后個別單位出現的民工荒,讓她原地制作這個選題并同時采訪記錄SARS的發展。

      最后記者還是放棄,回到北京,這讓我至今想起來都有一絲遺憾。這就是一種當時憑直覺的判斷,今天回頭去想,記者如果能夠留下來是最正確的選擇,或許,這也是我提倡組內民主的“惡果”??稍诋敃r,離開也不太壞。隋笑梅們已用創造了好幾個第一的方式初步揭開了蓋子,勞苦功高。同時可以寬慰自己的是,早回來的好處是記者們沒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則無法向她們和她們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們播出之后,《焦點訪談》也制作了一期節目,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接受采訪,談SARS的事態,播出的節目中,強調的是有挑戰但要樂觀,能控制不必驚慌。但聽說,他在錄制時也說了一些“嚴峻”的話,只不過,不符合當時的大氛圍,那些強調形勢很危險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當然,做主的可不是電視臺。

      兩個月之后,張文康因對SARS防范不力被解職,有他的同事開玩笑說:或許,他用自己的離職,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當然,這僅僅是個玩笑。

      隨著《時空連線》與《焦點訪談》的播出完畢,關于SARS的報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復了平靜,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廣東的一個固定區域內的傳染病,不會遠行,全社會在一些樂觀的安慰中沒有警覺,并且注意力都開始轉移。對外,是那戰爭味道越發濃厚的伊拉克;對內,是3月初馬上召開的兩會。這可是一次換屆的兩會,萬眾矚目,舉世關注,祥和的氣氛重新占據了人們的心田。而這時,SARS這個擁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卻開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長驅直入,它的目標是北京,即將召開兩會的中國首都。

      爆發:北京的SARS

      時間進入到3月份,全國政協會3月3日開幕,人大會3月5日開幕。

      其實,SARS已經在之前到了北京,僅比兩會開幕早了一兩天,假如當時有一些兩會代表或委員到醫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話,后果不堪設想。幸運的是,這種情況沒發生,然而,這僅僅是幸運而已。

      兩會如期開幕,重大的議題加上換屆的內容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而當中國的兩會剛剛閉幕,美國就像商量好一樣,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戰火,央視等多家媒體開始直播,日夜無休,事無巨細,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這畢竟是人類第一次用現場直播的方式來關注展開的戰爭,中國人自然不例外,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千里之外,哪里想到的是:身邊,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事已經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戰爭中,有固定的敵人,肉眼可見,而在中國,正在悄悄滋長和蔓延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敵人無法看到又好像無處不在,可能讓每一個人在不知情中被“卷入”戰爭,甚至犧牲生命。

      SARS攻占了北京之后,并沒有打算收住腳步,它以北京為新的根據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后來證明,寧夏、內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與北京有關。

      其實這個時候,媒體內部已經有所察覺,我們已經感知到了事態的嚴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戰爭直播的后期,已經向相關負責人提出要求:咱們直播SARS吧,伊拉克戰爭大局已定,美國人都進了巴格達,沒什么大變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邊啊。

      被請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為難:一來當時的央視還沒有新聞頻道,嚴重缺乏資源;二來,或許有的人也希望繼續轉播伊拉克戰爭來轉移人們對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敵人終將逼得你無法轉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還沒有接到發起總攻的號聲,沒有號聲,寸步難行。

      然而號聲已經不遠了。

      當時的中央電視臺,正緊鑼密鼓地籌辦新聞頻道,試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為了這個日子,我一邊在直播伊拉克戰爭,另一邊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管著《時空連線》的播出。更重要的是,為新聞頻道開播,我們欄目又研發了兩個新欄目,《新聞會客廳》與《中國周刊》,大家緊鑼密鼓地制作樣片,為的是盡早通過立項審查,讓欄目開始運行。

      4月中旬,到了最關鍵的時刻,那一天,巧了,我帶著《新聞會客廳》的樣片來讓領導審,審片的領導級別高,包括廣電總局局長以及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等人,審到一半的時候,中央臺跑衛生口的記者急匆匆地跑進審看間,向領導匯報:上面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面公布疫情,還可能要直播每天的衛生部新聞發布會。

      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著什么,我的直覺是:這可能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但也說明,SARS的情況,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糟糕。也許,更危險的時刻到來了。不過,無論如何,媒體人該立刻行動了。

      當天的《新聞會客廳》樣片順利通過,有趣的是,十幾天后開播的《新聞會客廳》最初二三十天的節目,全都是與“SARS”之戰有關的內容。

      4月20日,總攻號吹響,先是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防范SARS不力被免職,這等于“殺一儆百”,讓全國的官員警覺起來,行動起來。這是屬于中國特色的沖鋒號。接下來,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數和疑似病例人數,SARS防控,全面走向透明。這屬于與國際慣例的全面接軌。

      作為媒體人,來不及鼓掌,總攻號吹響,意味著,我們要沖出憋悶很久的戰壕。

      開弓沒有回頭箭,4月20日這一天,開始徹底改變媒體與突發事件之間的關系,瞞而不報,將慢慢成為歷史。

      僵持:全國的非典

      最初一兩天,人們陷入恐慌。

      畢竟一夜之間,SARS病例增加了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這病毒是怎么回事還搞不清楚就已來勢洶洶,自己躲得過去嗎?這個國家躲得過去嗎?

      搶購,在當天就出現了,但值得記住的是,搶購僅僅持續了不到兩天的時間就退卻了。因為總攻號一響,媒體全部行動起來,各種信息透明而迅速,搶購的人們回家一看電視:山東的菜在運往北京,河北的菜在運往北京,各級領導都表態,物質準備充分,絕不漲價,老百姓將信將疑,又去搶,搶回來看,各地物資援助的新聞持續存在,再去一看,物價還沒漲,于是,搶購風轉眼即逝。

      顯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過,街上的人越來越少,很多單位陸續放假,中小學停課,平日的北京,擁堵嚴重,出行效率低下,而這時候,街上見不到幾輛車,甚至大白天,在沒什么車的街上快速開過,都會有一種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場景,成了生活中真實無比的背景,以至于開始懷念北京的堵車時光。

      作為媒體,我們不僅無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時刻。我和我們欄目組成為央視“SARS直播”的負責團隊,伴隨著新聞頻道在5月1日的開播,SARS直播日日堅持,全國幾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一二把手,都通過我們的直播表達了“抗非典”的決心和舉措。人們也快速地接受了新聞頻道,因為什么樣的頻道宣傳手段,也不如需求來得更直接和更具體,這個時候的公眾,在恐慌中更是對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這種媒體與受眾快速而透明的互動中,人們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點,家家戶戶打響了防SARS的局部戰爭。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關節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證《時空連線》、《新聞會客廳》與《中國周刊》的播出與推出;同時,還要平撫好同事們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點,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確診病例,大家的內心也恐慌,于是后來,我拿個本,讓大家分析,看誰的選擇最靠近準確的數字,以這種帶游戲色彩的方式來緩解大家的緊張感;同時,在那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沒戴過口罩,我要讓身邊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種樂觀的信心,雖然回到家里,自己也會擔心與憂慮。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剛開播的新聞頻道里,《新聞會客廳》第一次播出,在我們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小小的開播儀式。我讓同事寫了四個大字:生于憂患。

      是的,沒有哪一個欄目沒有哪一個頻道事先想到會是在這樣的日子里誕生;然而,街上沒有幾個人幾輛車,恰恰說明人們在家中等待著媒體去做媒體該做好的事情。越是憂患,越該是媒體成長的時候,而如果在憂患的時候,媒體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憂患是一種無奈,卻也正是媒體的天職。

      當時的中央電視臺自身也是危機四伏,人員流動大,二樓新聞播出區無法停頓哪怕一分鐘,再加上我們《東方時空》的一位記者劉洪波已經因感染SARS住院治療,更加讓人擔心。如果我們內部疫情發生,如何隔離?播出不許中斷,播音區內如何工作?人員尤其播音員們都倒下了,怎么辦?

      有一天,我碰到新聞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聞聯播》的準備。我們倆都沒笑,其實,誰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壞的局面,這種情況不是不會出現。

      連續的工作,讓我們越來越沒有時間恐慌或擔心,這時候的媒體,盡管平日里還經常被人罵,現在卻被老百姓發自內心地尊重并需要著,而媒體人也真對得起這段日子里難得的環境自由,他們哪兒有需要去哪兒哪兒有新聞去哪兒,雖然危險,卻也真正找到了一種作為媒體人的尊嚴和成就感。

      這幾乎是SARS時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還是因欄目開播而留下的,可見,那個時候的人們,并沒有拿起相機的心情。在這張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為了記住那個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后的墻上,正是我提出的四個字——生于憂患。

      最艱難的時刻就那么十幾天,這之后,每天下午四點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數開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內,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點。慢慢地,恐慌與擔心進一步減小,社會及生活的秩序開始慢慢恢復。SARS時刻,一段突如其來噩夢一般的日子,即將走到尾聲。而讓人奇怪的是,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樣,悄無聲息地來,制造了一場大亂,而之后在人們的嚴格防控中,又悄無聲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時候,人們還沒太搞清它的底細?;蛟S,這是一種宿命般地對我們的提醒與警告?

      SARS之戰中,每個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間改變了。

      人與人之間多了關切與溫暖,每天手機上,都有很多短信傳遞問候與鼓勵。SARS時期,醫患關系沒問題了,醫生都是白衣天使;媒體負責任地報道,不再“娛樂至死”;網上不吵架了,無處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區的住房,都迎來了價格的上漲,因為人們在SARS面前,意識到返璞歸真親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隨著SARS戰役的結束,人們的腳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當中特有的問題又一一回歸,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愛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樣轉瞬即逝了。沒辦法,人們都是健忘的,哪怕當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實。

      尾聲:提醒總理

      當年8月份,SARS漸行漸遠,溫家寶作為總理第一次來中央電視臺考察工作,他這次主要是為中央電視臺建臺四十五周年而來。到臺里之后接見大家,一個小細節讓我印象深刻。當時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們與相關領導和臺里的其他工作人員,排成幾列和總理照相,照相后,他離開凳子要到前方講幾句話,他向前走了幾步,突然停下,回身對原來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說:“來,您先坐我那兒,別累著,還得講一會兒?!边@一個舉動,透露出溫總理的心細。

      沈力大姐感動地坐下,全場掌聲。

      在這段講話中,溫家寶總理講到:做一個領導,要冷靜、清醒。

      隔了一會兒,在中央臺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溫總理和電視臺的一些員工坦誠互動。聊了沒多久,溫總理就決定,中央電視臺新大樓不用進行盛大的開工典禮,“我來了,就是為你們慶祝了,別浪費了?!甭犨^這話,現場有掌聲。

      面對面座談時,我本沒打算發言,因為覺得氣氛不一定合適,沒想到,臨結束時,溫總理點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針對剛結束的SARS之戰,沒太客氣地談了自己的真實想法。

      “總理剛才談到做一個領導要清醒,但怎樣才能清醒?有人說記者是無冕之王,我個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說法: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與不好的信息,都要拿著望遠鏡看到,然后告訴船長和乘客,以便決定這艘大船怎樣航行,如果記者只報告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訴不好的消息,這艘大船會不會成為泰坦尼克,而領導又怎能做到清醒呢?”

      看見總理在筆記本上記著,我繼續說。

      “過去有人擔心,突發事件來了,如果讓媒體報道,會引發社會的恐慌,制造不穩定,但這次SARS的經驗告訴我們,媒體的快速透明報道不僅不是不穩定的因素,反而是穩定的重要因素;同時媒體的透明,也終于讓所有人聯合起來,從政府官員到科學家,從醫務工作者到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聯起手來,共同打贏了這場戰爭??偫砟绻袝r間,該感謝一下全國的女同胞,是她們每天盯著家人洗手通風,而她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已經通過媒體了解了防范的要點?!?

      最后這句話帶點兒玩笑的意思,想緩和一下氣氛,接著我又說:“我個人批評一下國務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臺,媒體要采訪,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聞成舊聞,也錯過了政策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希望能改進?!?

      我講完了,總理笑了。針對最后一點“批評”,總理現場辦公,讓旁邊的國務委員華建敏負責落實,華建敏認真地記了下來。

      第二天,有人傳話給我:有領導說了,你昨天的發言不錯。

      一轉眼,當初那場驚心動魄的SARS之戰過去了七年,給人的感覺,就像過去了一個世紀那么遙遠。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回歸常態,甚至變本加厲。與SARS有關的各種信息也好像都靜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人類所遭受的威脅卻并未走遠,一切都有著奇妙的回聲,你不能吃一塹長一智,大自然,仍會懲罰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從西半球來勢洶洶,死了很多人,讓人依稀聞到了當初SARS時的氣息。這個時候,我在想,如果這樣一種危險的疫情,墨西哥將其隱瞞了幾個月之久,最后事態很難控制才公開真相,我們會怎樣看待墨西哥?而幾年之前,我們的確曾這樣做過。慶幸的是,我們吸取了教訓,在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戰中,中國動作之快速有效舉世公認,而我們付出的生命代價也最少。

      2003年年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啟動了全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培訓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場,從第二期開始成為主講老師之一,之后全國各地跑,開始省級新聞發言人培訓的工作。這之后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設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報告上,更是將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這四個權利,白紙黑字地寫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時間,時代發生了重要的轉變,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場SARS之戰給我們留下的經驗與教訓。

      余音:SARS真走了嗎?

      任何事情,在歷史中發生過,都很難真正消失得無影無蹤,都會留下或長或短的影子。對于后人來說,如何去面對這影子,總是考驗。

      2009年秋,我去中國傳媒大學,也就是我的母校,為新聞學院的師弟師妹們講課,結果看到一份翔實的社會調查報告,是三位師弟師妹利用業余時間搞的,報告關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北京SARS后遺癥患者的治療及生活狀況。

      這是一份很細致的調查,它讓已被大多數人忘記的SARS畫面再度浮現。更重要的是,將人們幾乎已經不再關注的SARS后遺癥人群重新觸目驚心地呈現在社會的面前。

      由于當時SARS病毒無法真正摸清底細,重癥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進行治療。這一點,人們無法在今天指責當時的做法,因為遭遇戰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問題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劑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陸續開始被后遺癥纏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頭壞死,甚至導致生活再也無法自理。

      這樣的后遺癥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們中間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現變故,當初可以共患難,但后遺癥帶來的無止境的治療使生活被嚴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選擇離異,對于后遺癥患者來說,雪上加霜。

      平心而論,政府對這批人很照顧,符合標準便提供免費治療,部分人群還得到每年一定數額的補貼。

      然而,患者們依然感到恐慌與擔心,病情還會不會發展?將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辦?那些有后遺癥可從數據指標上又達不到標準的患者怎么辦?尤其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信息與狀況仿佛被屏蔽掉,社會與公眾不知道他們的狀況,不知道他們的艱難,也無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

      師妹把調查報告交給我之后說:“他們(后遺癥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們?!?

      過了一會兒,又不放心地跑過來,“你會關注他們嗎?”

      我對師妹說:“你們做了你們該做的事情,接下來該我們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了?!?

      一個星期之后,以這份調查報告為基礎的《新聞1+1》播出,相關的采訪與患者的畫面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作為評論員,我在節目中說:應當把他們的處境與現狀放到陽光之下,這樣,社會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們才知道他們在哪兒,才會去幫助他們。而政府也該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該社會解決的也交給社會一部分,香港在面對這樣的后遺癥患者時,就采用了社會上設立專門基金的方式來長期持續地幫助他們。

      節目播出之后,全國眾多媒體紛紛跟進,顯然,人們并不愿意遺忘。

      而這件事也在提醒我們,突發事件來臨的時候,人們往往行動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結束并不意味著要立即劃上休止符,還有很多后續問題需要我們去幫助去繼續救援。我們應當為此提出“后救援”的概念,這樣,才不會出現人一走茶就涼這樣的狀況。

      其實,SARS的印記并未走遠,除去后遺癥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離世的人該怎樣面對,要不要對他們的家人有所撫恤?無論死亡的患者還是白衣天使,家屬的救助工作開展得如何?而當初的患者們,或輕或重,又是否遺留下心理方面的問題?我們面對他們,還能夠做些什么?

      一個習慣于遺忘的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而面對一個并不遙遠的SARS之戰,過早地遺忘不僅不該,甚至危險。

      除去北京,廣東或其他省市自治區的SARS后遺癥患者又過得如何?也許有的地區人數不多,甚至只有一個,但我們是不是也該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過,是中國版的。我們能嗎?

    05我們都是災民

      人到中年,與年輕時相比,總會有一些變化,比如對陽光與溫暖的態度。

      年輕時,我可能因為來自北方,一向喜歡寒冷的冬天。家鄉的太陽,不管冬天還是夏日,總是充沛,于是,并沒有格外在意。

      然而年歲增長,發現自己的喜好悄悄在變,對寒冷的喜好,似乎正讓位給溫暖,與此同時,對陽光的期待與喜愛前所未有。每天清晨,打開窗簾,不管冬夏,如果艷陽天,接下來的都是好時光。

      2010年的春天,卻讓我格外地受打擊,冬天遲遲不去,春天一直遙遠,這幾乎是我在北京遭遇過的最冷的春天,或者說,是最長的一個寒冬。而陽光也格外地吝嗇,一個又一個的清晨,一次又一次拉開窗簾,天空總是灰蒙蒙的,心情,也在這個春天慢慢低落。

      季節的寒冷也就罷了,生離死別的打擊卻再次降臨?;蛟S,我們都沒有想到,悲劇可以重來,眼淚居然再落,打擊竟然復制。

      2001年,我在臺灣“9·21”地震的廢墟旁,似乎是用十字架的方式為死難者致哀。沒想到,七年之后,面臨汶川之痛。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發生強震,幾千名同胞的生命轉瞬即逝,此時,距離上海世博會的開幕還有不到二十天時間,中國人,在哀傷中沉默。相信大多數人,都在玉樹地震后,想到了不到兩年前的汶川“5·12”地震,想到了那一段時間自己的心情。

      2010年的春天,因為玉樹地震,變得更加寒冷,痛徹心扉,而疼痛的感覺,兩年前的體會更加強烈。在這兩年中,兩場大地震,讓每一個中國人不管身處何方,都無處閃躲。其實,我們都是災民,都要一起去面對那打擊和傷痛。

      在日本,經歷一次地震

      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我有兩次近二十天的時間在日本進行采訪和報道,尤其是后一個十天,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媒體稱之為“暖春之旅”,我們的大量評論和報道都在日本進行,忙得不亦樂乎。

      5月上旬的一天深夜,大約一點至兩點之間,剛剛熟睡的我被“吱吱”的奇怪聲音喚醒,發現自己的床正撞擊著旁邊的墻,“吱吱”的聲音是房門被擠壓時發出的。

      我知道,地震了。因為上一次制作《巖松看日本》時,專門做了一集日本的防震減災專題,做過震級體驗,因此夢醒時,憑著有限的經驗,感覺這次地震不會太大,三級以上,應該不到五級。

      電話響了,同事打來的:“地震了,趕緊下樓……”

      我沒有下樓,只是打開電視,看日本媒體的反應。果真很快,屏幕上已經飛起字幕,東京及周邊地區,不同的震級,一遍又一遍地在屏幕上飛過,與我感覺的震級差不多,由于住在高層樓上,地震那一瞬間,生理及心理感覺都不太妙,但不知為什么,我不僅沒下樓,還很快睡著了。一夜平靜。

      而給我打電話的同事們則真的奔下了樓,一夜無眠,散步到天明。

      那一夜,其實真正緊張的不是我們,而是日方和中方負責胡錦濤主席等中國貴賓安全的人們。胡主席一行也住這棟樓,而且比我們的樓層還要高,憑地震的震級和我的身體感覺,領導們也很可能被地震震醒,而在中國國家元首訪日時發生地震,當然是大事。地震發生后,轉移領導人的準備,就在樓下迅速展開,一切迅速到位。但估計是日本經歷相當規模地震的頻率極高,因此可以快速得出定論:不會再有危險,于是那一夜,中國貴賓并沒有轉移住地。

      第二天早晨,我們有些擔心,按出訪行程,一天滿滿的,可昨夜的地震,會不會讓領導們很疲憊?

      一項又一項的議程陸續展開,一切正常,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中午時分,胡主席探望清水芭蕾舞團,出門時,在車里看到正在旁邊做報道的我,還沖我笑著揮了揮手,我回了一個微笑,感覺,昨夜的地震,看樣真沒影響什么。

      一切報道完畢,2008年5月11日晚九點左右,我從日本回到北京。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憶的一部分。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僅僅一天過后,在中國的四川,會有一場讓全體中國人痛徹心扉的大地震等待著我們。

      大地震,隔了三十二年之后,在中國,再一次制造了讓人無法忘懷的悲傷。

      地震的那一瞬間,我還以為,只是一次微小的晃動

      由于頭一天晚上剛剛結束前后兩次長達二十多天的日本采訪報道,按計劃,我準備休息幾天。12日上午我飛赴云南,去參加一個與當地青年有關的交流活動,借機也調整一下自己,否則身心俱疲。

      在我們電視臺,一直流傳著一句話:“計劃沒有變化快,變化沒有電話快?!庇靡孕稳輦髅饺肆晳T面臨的改變和總是突發的新選題,然而這一次,突如其來的,不是電話,而是大自然的變臉。

      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正好在昆明飛機場候機樓,那一瞬間,我有明顯的震感,然而強度,和幾天前在日本夜里所經歷的那一次差不多,甚至更弱一些。當時,我沒覺得怎樣,只和身邊的人說:“像是地震,但沒事,震級不大?!碑敃r的昆明機場,許多人也只是一瞬間小小的猜疑,臉上很快恢復了放松的笑容。

      中國人不像日本人,絕大多數,對地震沒有太多感覺,過去了,沒什么危險,也就覺得有趣罷了。

      然而過后不久,人群中似乎彌漫起一種不對勁兒的情緒來,開始僅僅以為是云南經歷了小地震的人們,通過手機等方式,陸續明白,真正的地震并不是發生在云南。

      最早,大家都與北京的朋友聯系,知道北京震感強烈,因此,以為那里是震中。

      這么一想,就有些可怕了,那么靠北的地方,地震之后會讓昆明有明顯的震感,那會是多大的地震!可透過電話,北京又似乎沒有太大的問題,那么,是哪兒出了問題?

      很快,機場的電視被鎖定在央視新聞頻道,也真的很快,屏幕上開始播放: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情況還不明,但通信已中斷……

      從這一時刻起,眼睛就很難再從屏幕上移開,陸續地,在屏幕上,前方傳來片段的消息:地震局的發布會,總理要去四川……

      一切的信息組合在一起,我明白:奧運前的中國,真的來了大事情,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場悲劇,人類的悲劇。

      一邊看著新聞頻道的直播,我同時又在隔一會兒搜一下四川臺,地震發生后的幾個小時內,四川臺一直在正常播出,與地震有關的新聞雖有,可還不多,晚上還有電視劇,這樣的畫面甚至讓我心生希望:眾人的擔心不過只是擔心,實際的情況沒那么嚴重?而與此同時,我也在給我的同事發信息、打電話,其中一個意思是:災情的詳細信息我們還不掌握,隨時會有變化,要關注已經確定的事實,提醒演播室的主播們,不要輕易下結論,尤其在傷亡人數上,這一定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數據。

      第二天一早,原定的與當地青年的交流活動一開始,我提議現場的青少年,集體起立為四川地震中的遇難者默哀一分鐘。我不知道,這一分鐘的默哀是不是汶川地震發生后的第一個,但我清醒地記得,當時我對在場的青少年表達了我的擔心和希望:但愿傷亡不要超過千人!

      其實當時,我自己,都已經不敢相信自己的期望了。交流完畢,其他全部的后續活動取消,我已經歸心似箭,當天就回到了北京,開始了當時還沒有想到的長達一個多月的地震報道。

      直播開始后,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災,媒體能做什么,該做什么?

      13日深夜,我進入了直播演播室,面對的還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這時候,記者大部分到達四川,然而一些重災區,別說記者,連部隊都無法到達。因此,任何來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寶貴的,也都是電視機前觀眾急切想知道的。那個時刻,作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經清晰地感受到電視機前的觀眾有多少,即使深夜,關注都不會減少。

      14日凌晨,當我結束了一個段落的直播,打開手機之后,一個快速顯示的數字證明了觀眾的痛苦關切,我的手機上,接到幾百個短信,這些短信雖然內容各異,然而撲面而來的悲傷與焦急卻輕易地就能讓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結束直播之后,短信的量達到了高峰。這種情況,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經歷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我知道,手機的另一邊,是一個又一個關注者,他們發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慮及想到現場救援卻不能的無奈與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開始前,我認真地思考了很久,這個時候,媒體該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在悲傷與加油的情感表達中,必須去推動和幫助整個救災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確的方向行進。悲傷中,如果也能給理性一點空間,我們的損失或許會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賓是民政部救災司司長王振耀,在與他的訪談中,我也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這次救災不會是短期的攻堅,恐怕將是長期的挑戰,要做好準備;第二,絕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讓民間組織和NGO有發揮能力的空間;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現的殘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兒的救助,同時心理救助一定要盡早上馬。

      這幾個想法迅速得到在場的王司長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離開演播室時,說了這樣的一番話:我們的很多信息甚至是從你們的直播中來的,它對我們的決策和判斷非常重要,謝謝你們……

      面對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災難,這一次,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藏、躲、瞞,而是快速透明地讓媒體參與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國媒體,還包括世界各地的媒體,這是一種進步。在巨大的悲情與苦難中,中國,堅定地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救命,需要常識;救災,需要“生死不離”

      災區的很多地方,最初道路與通信中斷,形成孤島,連軍隊都無法迅速進入,自救便成為很多孤島中人們的選擇。這次地震被命名為汶川地震,偏偏汶川就是最初的孤島之一,外界無法聯絡,于是,在人們心中,那里一定情況危急,因此,注意力、關注度、打通道路的迫切性都更高;而實際上,北川才是所有縣城甚至是整個大地震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地區。由于人們無法及時作出正確的判斷,北川的人們只好大量依靠自救來應對最初的慘況。

      在頭幾天的直播中,透過現場的信息,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自救的行為大量存在,很多都只是出于本能而非專業;同時,大量的志愿者甚至奔赴災區的一些子弟兵,也普遍缺乏足夠的救援和救人的相關常識。而如果常識缺乏,有時,會使被救援的人致殘或者出現生命危險。因此,在頭兩天的直播中,我向不知在哪里的醫學專家們求助,誰有通俗易懂的急救常識,越短越好,越容易操作越好,越在災區用得著越好。

      當我第一次在直播中發出這樣的呼吁之后,僅僅十幾分鐘時間,我利用放一個片子的機會來看手機,上面已經收到中國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凌峰發來的僅僅十句卻非常重要的順口溜,將急救常識蘊含其中。我迅速將短信交給同事,幾分鐘之后,這個順口溜被我們連字幕帶口播播出了很多遍。第二天一早,《解放軍報》也迅速刊登了這個急救常識順口溜,常識以多種方式進入災區。也許它不能立即讓太多災區用得著的人知道,但一傳十、十傳百,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之后的幾天,我們圍繞救急、防疫與災后心理支持等層面,充分強調常識的重要性。武警總醫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北京醫院心理專家陶然,多次進入我們的演播室,用簡短卻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不同救援狀況下人們需要的相關常識。

      幾天的直播中,我們已經意識到屏幕前觀眾的痛苦,和由此而產生的焦慮與心理問題。很多的觀眾天天盯著地震的直播,那些情節與畫面,又時常讓他們淚流滿面,甚至不看屏幕都會讓自己有負疚感??紤]到這種狀況,我做電視這么多年,第一次在直播中強調:請觀眾不要長期看電視,看一段時間要休息一段時間,否則誰也扛不住。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我們才可以為災區做更多。

      這時的國人已經完全投入到救災的進程,只不過方式不同而已。有的到災區用手用身體盡一己之力,更多的在災區之外,用心用淚水為之祈福,可能也正是這樣一種共患難的民族特性,使一首歌《生死不離》迅速地擊中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

      14日早上我起床,打開手機,眾多短信中,有一首王平久發來的詩,名字叫《生死不離》。

      王平久是奧組委大型活動部的一個主力干將,由于北京奧運會的幾乎所有大型儀式,比如口號發布、吉祥物揭曉、火炬起跑等等,我都參與主持,因此,與奧組委中具體負責此事的王平久打了多年交道。這一次,這個一向以拼命三郎狀態工作的王平久,看到了頭一天晚上我主持的直播,快速地創作了這首詩《生死不離》,來釋放自己內心的痛苦。

      早上看到這首詩,我在給我夫人念的時候,就已經淚流滿面,我的眼淚告訴我:這是好東西。晚上直播時,這首詩已經被印在一個紙板上,當我拿起它,要念的時候,有些控制不住想哭的沖動。雖然我早就告訴自己,悲傷的面前,一個新聞主持人要忍住淚水,但是,真的很難。我只好面對觀眾先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希望我可以不哭著把它念完。

      這句話暗示并幫助了自己,我做到了,沒有流淚將它全部念完,并征集作曲。然而電視機前的很多觀眾卻無法控制淚水,一夜之間,《生死不離》不脛而走,當晚的直播結束之后,我接到了很多的短信和電話,有要為它譜曲的,有要在重要場合朗誦的,有要做公益短片的。

      當夜,曲子已經譜成,很快,成龍和譚晶都克服諸種困難無條件地快速走進錄音棚,二十四個小時過后,在我們的直播中,《生死不離》這首歌已經播出。之后的幾個月里,成為陪伴中國人度過那段艱難時日的主要旋律。

      僅僅這一個旋律,就有成龍、譚晶、孫楠三個版本,而另外的作曲,還有師鵬等版本。

      在整個抗震救災期間,《生死不離》成為最重要也是傳唱最廣的一首歌,相信很久以后,只要這首歌的旋律輕輕響起,人們就會迅速地將思維與記憶帶回那段特殊的黑白畫面的日子里。這,便是一首歌的力量。不幸的是,剛剛過去不到兩年,這首歌又再度為玉樹響起。

      所以,該謝謝平久,讓我們悲傷的時刻有真誠的歌聲陪伴,共同走過了最難熬的日子。

      《愛的奉獻》賑災晚會是一場情感的煎熬

      16日,我們還在直播時,接到任務,中央電視臺要在18日晚上直播一臺《愛的奉獻》大型賑災晚會。

      顯然,這是一個快速制定的方案,甚至到了17日,來多少人,播多長時間,什么節目順序,依然有太多未知數。

      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事情,以前有過一次,就是1998年中國南北都出現大洪水的時刻,在決定荊州是否分洪的那個夜晚,中央電視臺直播了一臺大型賑災晚會。

      這個時候,沒人去說難度與不容易。其實,誰都知道,這個時候,并不需要一臺藝術上無懈可擊、專業上完美無缺的晚會,而只需要一個真情流露的舞臺,用幾個小時的時間,去傳遞一個理念:災難面前,我們在一起,生死不離。

      這時,作為主持人,自然要面臨一個挑戰:采訪來自災區的嘉賓。他們有的正承擔著失去親人的痛苦,有的驚魂未定,似乎這種時候我們不該去打擾他們,但作為一臺要讓更多國人以各種方式投身到賑災隊伍中來的晚會,我們又不得不這樣做。

      下午彩排的時候,我知道我要采訪美麗的警花蔣敏,在地震中,她失去了女兒和母親,卻依然堅守在工作第一線。下午我和她見了面,簡單卻用心地聊了一會兒,沒觸碰她的傷疤,但是我感覺到她的身體狀況不太好。于是,為了保護她,我和導演提出,可不可以讓蔣敏這一段就不彩排了,免得讓她難過兩次,晚上一次通過吧!

      這當然是一個冒險的決定,但是,導演與領導們爽快地答應了。

      我回來告訴蔣敏,回去休息吧,你屬猴,我也屬猴,大你一輪,我做你的大哥吧,晚上大哥跟你一起上臺。

      晚上的直播,氣氛無法言說,在后臺與觀眾席,淚水與抽泣聲不斷,作為主持人,我們穿行在眼淚中,又必須控制內心的情感。有時,只有自己才知道,這有多難。

      到了蔣敏的段落,我和她一起上臺,然而,當她站到臺上,我就感覺到她的悲傷與脆弱,她輕得像一片葉子,隨時都會被風吹走。我只好緊抱住她的肩膀,抓起她的一只手,讓她有一個支撐。問完兩個問題,我就決定放棄后兩個問題,這時候,痛苦而無力支撐的不僅是她,還包括我。

      “不說了,我們不說了?!笔Y敏簡單的講述以及她的痛苦瞬間打動了太多的人,一片淚光映襯的掌聲中,我迅速地結束了訪談,幾乎是抱著她,將她送到后臺。

      而一到后臺,我把她交到同事手里,自己便再也無法控制,跑到轉角,蹲在地上開始號啕痛哭。就在我剛剛準備徹底釋放一下情緒的時候,當時的文藝中心主任朱彤快速走過來,他當然看到了我的淚水,但并沒有勸慰,只是簡單一句話:小白琳的父親找到了,你馬上核實一下情況,準備上臺……

      說完他轉身離開。

      還記得汶川地震中那個“敬禮娃娃”嗎?他被救出后,躺在擔架上不忘向解放軍叔叔敬禮的畫面,成為黑色記憶中,一個讓人感動的亮色。在《愛的奉獻》賑災晚會舞臺,救他的解放軍叔叔來了,他的父母也抱著他來了,原來,敬禮娃蛙的父親是警察,這讓他從小就學會了敬禮。

      一句話止住了我的淚水,為此我永遠感謝他??峙略诋敃r,這才是最有效的勸慰。

      原來,剛才在臺上接受過采訪的女學生小白琳,告訴觀眾她與父親失散,至今父親生死未卜,而在災區,在一個派出所的臨時安置點,干警與小白琳的父親都在看電視??吹叫“琢諏ふ腋赣H,派出所的同志馬上打來電話,告訴小白琳,父親安全,放心。

      這是一個好消息,不僅對于小白琳,而且對電視機前的所有觀眾都是一個巨大的安慰,更是一種信心。大悲之中的我,必須馬上定下心神,迅速和小白琳帶著喜訊上臺。在臺上,激動的白琳淚流滿面,然而頭腦卻十分清醒,她也在抖,不過是激動,為了平息她的抖動與情感,也為了抑制自己的淚水,在一手拿話筒一手抱著她肩膀騰不出手的情況下,我只能用頭輕輕撞著她的頭,告訴她:我們在一起。

      流著淚的小白琳在這一段落的最后,對遠在災區的父親說:去做志愿者,去幫助更多的人,去感恩……

      這就是直播,在生活中不用編寫而自帶精華的劇本,永遠好過閉門造車的精心撰稿。兩三天的時間準備的一臺賑災晚會取得了最大的效果,絕不僅僅是破紀錄的十五億募捐額所能體現出的。更重要的是,接下來,讓更多的人把四川當做家鄉,把遠方當做近鄰,更大規模地愛如潮水。

      而這臺晚會的快速播出,也有另外的價值——再不做就晚了。從第二天起,連續三天全國哀悼日,共和國的國旗第一次為普通國民的生命而降下,除去哭聲與哀樂的聲音,就只有我們共同的心跳,晚會在這樣的日子里已不再合適。

      兩年之后,我們為玉樹又舉辦了一個類似的賑災晚會,募捐額更是超過二十個億,這個驚人數字的背后,也有著兩年前那臺賑災晚會所打下的基礎。過后不久,因為甘肅舟曲的災難,國旗第三次為逝去的國民降下,人被大寫了!

      地震直播的壓力當然很大,因為觀眾們因痛苦而選擇拒絕寬容……

      剛開始每日直播時,心理上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壓力主要來自于這種痛苦與未知,然而隨著直播繼續以及觀眾們期望值提高,壓力增大且變復雜了。這時的壓力,絕不僅僅是日復一日體力上的要求,以及情況不明并且隨時會有意外的直播要求,而且還有來自精神上的壓力。地震發生后的十來天里,人們的痛苦,轉化為對電視直播的強烈關注,這種關注之中,含有一種因痛苦而產生的絕不寬容的情緒。

      按理說,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更何況是充滿變數而又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直播,再加上有很多年輕的記者缺乏直播經驗。但是口誤或容易引起誤解的話語往往使記者在局部時間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甚至是猛烈攻擊的對象。比如直播剛開始不久,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就迅速成為被攻擊的靶子和人肉搜索的對象,其中一個理由,是她回賓館做連線報道,人們無法容忍。但其實,在當時的災區,通信極不穩定,尤其手機連線很不靠譜,一般都要求記者去找固定電話進行連線直播。然而觀眾不管這些,再加上記者缺乏經驗,并沒有交代此中原因,于是直播結束后,她被“千夫所指”,之后,辛辛苦苦的她,只能在輿論的壓力下從屏幕上離開,專注于鏡頭外的工作。想想看,她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記得當時張羽和我都替并不認識的她解釋了一下原因,也因此招來罵聲一片。

      類似這樣的事情多了,更加重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與主持人們的心理壓力,任何一個小小的疏忽與口誤,都可能立即被定性為沒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愛之人。面對這種壓力,你無法抱怨觀眾,或許觀眾也是通過這種放大敏感度擴大苛刻度的方式,表達著自己對災區的深度關切。雖然,這苛刻有些過分,但必須理解,必須面對。

      到了三天全國哀悼日的時候,這種壓力更達到了極致,每個人都繃緊了弦兒,生怕說錯話,表錯情。不過,我那個時候安慰緊張的同事:“別擔心,相信自己的內心情感,這是真的存在。相由心生,心里有真情,臉上的表情與語言表達一定是對的……”

      我是這樣對別人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不怕出錯才會不出錯少出錯,越怕出錯反而越出錯,這已經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樣如此。

      到了直播的后期,氣氛依然是壓抑的,然而悲傷中的四川人,已經率先展現出自己特有的樂觀主義的悲壯感,一個又一個順口溜及相關的場景,都在向我們展現著四川人的這一面。

      當初美國“9·11”之后,沒隔多少日子,在一片悲情之中,紐約市長朱利亞尼說過這樣一句話:當我們身邊出現第一個再次講起笑話的人,那一刻,這個城市就將慢慢地再度站起。

      在四川災區,這樣感人的“笑話”其實沒幾天就開始以手機短信的形式流傳,其中有一個很經典。由于當時有很多外國救援隊參與救援,一位大娘在被俄羅斯救援隊救出之后,看著金發碧眼的洋人,說了一句:龜兒子,這地震好兇啊,都把我震到了國外!

      聽到這個有待證實但真實反映四川人性格的故事后,我決定,在直播中把它講出去。在哀悼日過去兩天后,我真的這樣做了,包括“龜兒子”這三個字,也在直播中說了出去。講述這個情節,是為了向英雄的四川人致敬,他們在災難面前不僅有悲情,還有忍受、擔當與一種讓人驚訝的樂觀。

      人們似乎都讀懂了這個笑話以及我講述這個笑話的用意和敬意,幾乎沒有人罵我,反而第二天很多網絡都放大并轉載了這個笑話段落。顯然,大家不約而同,也開始選擇更多元地展現災區性格的豐富性,并不因敏感或壓力巨大而只是選擇悲情。

      生命與生機,在慢慢地復蘇之中。

      到這災區,不一樣的沖擊

      作為一個記者,當然希望能快速到達災區參與報道,并不是在演播室里直播不重要,恰恰相反,演播室里的主持很重要,對方向的判斷,對細節的把握,對價值觀的認定,對災區百姓與觀眾內心的理解與撫慰,都需要認真落實。然而,在北京,在每天的忙碌與壓力及情感的煎熬之中,總似乎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負疚感,好像感覺只有快速到達現場,才算是身體力行地做了一些什么,內心那一直沉甸甸的東西才可能稍稍移開。

      屢屢提出申請,三天哀悼日結束,又是兩天的直播后,我們《新聞1+1》團隊去前方直播《災區觀察》系列節目的計劃終于獲得批準。

      我頭一天晚上在北京直播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和同事直飛四川綿陽。

      到達后,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坐直升機上唐家山堰塞湖導流明渠的工地。

      我去的頭一天,救援中發生了一起直升機墜機事故,駕駛員與機組人員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達的當天,臺里下達命令,不許再坐直升機。

      然而我只能違規。道理很簡單,山頂施工的官兵當晚將全部撤離,之后可能實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隱患,而我將乘坐的這架直升機,就是去接山頂上的總指揮和施工官兵的,如果錯過,這一新聞時刻可能永遠不會再有。所以違規是必然的。

      到達機場,即將登上直升機前,要說內心不緊張,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當直升機騰空而起后,緊張感瞬間消失,并不是我有多堅強,而是從高空中看到的災區慘景,立即喚起了你作為新聞人的全部職業敏感,我們的報道與拍攝已經在飛行中同步開始。

      到處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飛行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畫面更因戲劇化的構成而凸顯著災難的無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盤山公路上,有一輛巨大的卡車停在途中,前方是山體滑坡被斷了路,后方也是山體滑坡斷了路,兩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間,僅余二三十米的路,那輛保存完好的卡車就停在那里??粗@場景,立即會想,地震發生的那一瞬間,前后的車輛都被吞沒,這輛車幸運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谷,前望后望再無路,那司機該是怎樣先慶幸而過后又絕望?而他此后又是怎樣逃生的?

      來不及想出答案,直升機到目的地,在那狹小的空間里,我只有四十分鐘的時間。我快速地用身高丈量了導流明渠,用鼻子體會著多日沒洗澡一直緊張施工的官兵們的味道,用提問尋找堰塞湖的危險與挑戰,然后用語言向觀眾報道這有可能消失的現場。也從此,開始了我們深入災區的征程。

      災區中的人和事,總是五味雜陳

      與平日的報道比起來,在災區,每天的心都是緊的,而同時,精神壓力與體力消耗都不同于以往。我們幾乎每天都是兩頓飯,一頓出發前的早飯,一頓一天采訪全部結束之后的飯,時間一般是下午四點到八點之間。一來早采訪完可以為當晚的直播節省出更多的準備時間,二來你幾乎不能忍心在災區被采訪者那兒吃飯。而如果出去找午飯,依當時的交通條件,耗時不說還不一定找得著。記得采訪北川臨時縣委駐地時,縣委書記請我們中午吃方便面,這在當時算是大餐,我們當然拒絕了。

      但這些都不算什么,關鍵是每天采訪中情感與內心的沖擊與起伏太大,這才是真正難熬的一種痛苦。

      在綿陽體育館采訪時,見到了一對五六十歲的老夫婦,他們抱著不到一歲的孫子住在臨時帳篷里。和他們一聊才知道,地震那一天,他們祖孫三人,加上兒子兒媳,一起去醫院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孫子看病??赐瓴≈?,兒子兒媳讓老兩口兒抱著孫子到院子里等,小兩口兒去樓里交費,這一瞬間,地震發生了,兒子兒媳被倒塌的大樓掩埋,再也沒出來,而在院子里的爺爺奶奶和孫子幸免于難。一個簡單的等待,就變成白發人送黑發人;更艱難的是,這對老夫婦又要擔當起父母的角色來,爺爺說:過些日子穩定了,要出去打工掙錢,否則,一家三口,吃什么?

      我正在看的是一面“尋人墻”,這面墻位于安置災民的綿陽九州體育館大門旁。大地震,讓很多家庭支離破碎,人們懷著殘破的希望,貼出一張又一張尋人啟事,愿意相信親人還活著,只是暫時失散而已。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夠如愿呢?看到這一面又一面的“尋人墻”,每個人都會動容。

      在采訪參加救援的消防隊員時,一位年輕的消防隊員對我說,一個小女孩,他頭一天救出了上半身,第二天救出了下半身,他知道這樣做沒有意義,卻是對小女孩父母的一個交代,而這仿佛沒有意義的救助,也讓他要冒同樣的危險。這樣的故事,在救援中有很多。

      北川,早已封城,于是也一直沒有攝像機與記者進入封城后的北川老縣城。經過爭取,那一天,由于北川縣委書記要陪同建設部副部長進入老縣城,為將來的地震博物館做準備,我們得以進入北川跟隨拍攝。

      然而,這絕對是一次永遠不愿意再回首的行程。

      經過嚴格的消毒防疫,我們進入了北川縣城,從入口處的高處向下看北川,山體的巨大滑坡,向前移動了幾百米,使原來依山而建的很多縣城建筑一瞬間被掩埋,而當時生活與工作在其中的太多北川人,也幾乎是一瞬間失去了生命。相比他們,在老縣城其他倒塌建筑下遇難的同胞,也許經歷了更為痛苦的掙扎。生前的家鄉,卻就這樣,成為他們永遠的墓地。

      采訪結束后,被采訪者的車隊離開了老縣城,空曠的廢墟中只剩下我們。四周寂靜無聲,鼻子里聞到的都是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而周圍,倒塌的房屋里,依稀可見曾經的生活氣息。比如半面墻上,還懸掛著一對夫婦的結婚照,也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里?還偶爾有些狗在寂靜的廢墟中靜靜地站著,不叫,不知是不是還在等候著主人的歸來……

      當我們完成采訪,離開老縣城不遠,公路上方掛著一幅代表過去北川人熱情的標語牌——歡迎再到北川來——看到這幾個大字,回想起剛才寂靜而憂傷的畫面,我鼻子一酸,停下車來。我們攝制組默默地以這個標語牌為背景照了幾張照片,這是在災區報道中,我唯一主動要求的留影,只為記住當時自己的允諾,不管將來新北川在哪里,我要再來!

      一個又一個這樣的細節沖擊著我們,也在被我們報道之后,沖擊著觀眾;然而災區的采訪,也注定有一些沖擊只能停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在去德陽市漢旺鎮的大企業東汽采訪時,原本應當從正門進,但最后卻走了側門,原因是我們去時,由于東汽中學學生在地震中傷亡慘重,他們的親屬悲痛之外也有太多的憤怒,于是,這一天聚集在企業大門口,靜坐討說法。

      我不知道,正在建設中的新北川,還會不會有這面牌子,當然,有的話,也不會在原地。但是,在中國,見到那么多客套話一般的類似招牌,卻只有這一個讓人難忘。雙手合十的動作既是祈福更是許愿吧:當然要再去看看新北川!

      采訪了廠里之后,我們去了漢旺鎮的一所小學,這也是地震中傷亡慘重的一所學校,我們到那里一看,學校已經夷為平地,僅剩下一座大門和傳達室,上面被家長們貼滿了孩子的照片和紀念的話語。大門之外不遠,有很多的家長每天像上班一樣,定點來到這里,也不鬧,也沒什么動作,靜靜地一坐就是一天,一是陪陪走遠了的孩子,二是與同病相憐的家長們在一起,哪怕互相不怎么說話,痛苦也似乎能減輕一些。

      后來,我們也去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學,的確如人們所講的那樣,周圍的樓房情況還湊和,但聚源中學卻成了一片孤獨的廢墟,傷亡情況可想而知。在現場,我沒有見到家長,而是見到了很多負責警戒保安的警察,他們大多數來自外地,盡責盡職地守護著。

      看過這樣的學校,我很能理解家長與批評者的心情,換成誰不憤怒都很難。雖然這其中也許會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他單位或部門的樓房也有的同樣如此,然而學校畢竟更讓人揪心。如果早在校舍修建時,各個相關環節真的把教育樹人當百年大計,把孩子當國家未來的棟梁,今天的損失也許會小很多。

      在當時的報道中,我們還無法全面表達,但敲響警鐘卻是必然的。正是看到了幾所學校這樣的場景,在采訪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以及后來的相關被采訪者時,我一再追問的是將來災區學校的質量如何保證以及現如今其他地區學校的質量檢查問題,得到肯定的答復,才肯轉移到下一個問題。

      只要有大片的空地,就會有大片的帳篷,這是災區的慣常景象。而照片中的這一片帳篷,是當時已經開始上課的帳篷學校,它也坐落在安置災民的九州體育館空場之內。孩子們的讀書聲,在大人聽來,是最好的心理慰藉。

      經過近十天的采訪與報道,我們結束了災區的工作。那天早上,兩個多小時的飛行之后,我們回到了北京,剛剛走下飛機走進機場,我突然生出了一種強烈的陌生感和距離感。周圍陽光燦爛,人群熙熙攘攘,空氣中彌漫著平和與安詳,再聞不到消毒水的味道,也再看不到滿目瘡痍。這一瞬間,我有著很強的不適應,不過,我也告訴自己:我將一次又一次地再回四川……

      災難中,我們要學到什么?

      兩年后,我們又承擔了玉樹之痛和舟曲之痛。災難中,除去眼淚,我們還學到了什么?

      學校更安全了嗎?家長們可以放心了嗎?

      事后的救助做得不錯,可事前的預防與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嗎?是否還打算只買棺材不買藥?

      人們還打算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畫腳地逼捐嗎?還會嫌這個捐得少那個捐得少嗎?會不會在逼捐的壓力下,其他的人或企業開始把救災變成作秀?

      背后墻上的“1+1”,可不是在說《新聞1+1》,而是幫助災區進行心理救援的“心聯1+1”公益行動。2008年6月5日,我在四川溫江,和從災區走出來、集中準備高考的學生們進行了一次面對面交流。孩子們臉上,有淚,心中,有傷,我作為一個大哥哥,給他們講了自己八歲時父親去世,母親用五十多塊錢帶著我們哥兒倆重新讓一個小家站起來的過程。講完這些,孩子們覺得“白大哥是自己人”。而“心聯1+1”行動,至今仍在災區繼續。

      愛如潮水來得快,可退潮會不會也很快?

      政府正在進步,可真的開始給民間慈善機構成長和壯大的空間了嗎?

      會不會因為提供了捐助,就還想捐出道德,指手畫腳地提醒災區人民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其實災區人民有權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甚至是不一定正確的生活……

      無論四川災區還是更遠的玉樹或甘肅舟曲,關注并幫助,都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時間,我們會一直跟隨嗎?

      廢墟會越來越少,新的建筑會拔地而起,可內心的廢墟,我們又該怎樣去幫助重建呢?畢竟災后重建,不是蓋房子這樣簡單。

      ……

      還有太多的問號,該如余震一樣停留在心里,若做不好,我們還都是災民。

      苦難,沒有過去。

    06與淚水相關的故事

      從悉尼到北京,從地理的層面上看,一個在南半球,一個在北半球;一個是該國非首都的第一大城市,一個是大國的首都;空中飛行距離十多個小時,時差三個小時。如果沒有奧運會這一個記憶,這一對城市,頂多是結為友好城市偶爾禮貌走動,并且各自老百姓把對方當做旅游目的地而已。然而,奧運的記憶,將這兩個城市緊緊捆綁在一起,而這種記憶,恐怕中國人才真正刻骨銘心。一來,1993年那次申奧,北京一票之差負于悉尼;二來,進入二字開頭的世紀,悉尼奧運被公認為是一把尺子,衡量接下來奧運的成功與否,你不量,別人也會量;第三,在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上,中國軍團破天荒地奪得二十八塊金牌,接近上兩屆奧運會的總和,這為一年后的莫斯科申奧成功打下一個重要基礎。悉尼,這座記憶中曾經讓中國人傷心的城市,又奇妙地成為中國體育與奧運的福地。其實,歷史,有它深謀遠慮的邏輯。如果2000年奧運在北京辦,也會不錯,但失去了一次先品嘗失利再又獲得成功的成長機會;更何況,哪里會像八年后那樣跌宕起伏,自信而豐滿。

      所以,有些決定,注定是歷史的安排,與一票兩票無關,更與對哪一座城市的愛與恨無關。

      曾經與淚水有關的故事,在1993年那個夏夜發生過并成為歷史,以往的文字,曾詳細記述;新的與淚水有關的故事,從2000年的那個秋日開始。

      興奮劑事件

      2000年9月1日,在我的記憶中,可真不是一個能忘掉的日子。那一個早上,兒子第一天上幼兒園,我們全家送他,我用攝像機記錄下他的第一次:走進大門又迅速回頭的小哭小鬧。

      我已經沒有時間感慨人生奇妙,只帶著兒子這一個人生新畫面就直奔機場,因為當天上午,我要直飛悉尼,參加悉尼奧運會的直播報道。

      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參與到奧運會的報道之中。也曾有很多人問過我:為什么?為什么你這個新聞中心的主持人,會去主持奧運直播?是不是你愛好體育?

      其實,這個決定更多地來自于愛好之外的因素。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體育部一直歸新聞中心管理,成立獨立的體育中心是短時間內的事,而分家之前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東生,時任中央電視臺副臺長,分管新聞中心與體育中心,悉尼奧運報道歸他管。

      那這,與我有什么關系呢?

      從香港回歸直播起,中央電視臺開始進入大型直播時代,然而,香港回歸的直播模式,被證明有巨大漏洞,多演播室的設置,使得整個直播分散,關鍵時刻,缺乏中心調控,無法收放自如,并因此充滿風險。于是此后開始嘗試總演播室的直播模式,收與放都由此負責,這種模式經三峽大江截流直播的實踐,到1999年12月澳門回歸直播時達到成熟,被證明行之有效。這種情況下,悉尼奧運準備首次嘗試這種一個頻道內由一個總演播室來統一調控的奧運直播模式,而由于過去幾年大型直播,我無一例外地都出任了主持任務,再加之我又喜好體育,在新聞中心時就是奧運報道的主力,因此,李東生與體育中心的馬國力主任商量,敲定我與寧辛搭檔,出任整個悉尼奧運直播的總主持人。

      沒時間緊張或興奮,奧運對我,畫面與故事都不陌生,然而現實的奧運氣氛與特點卻是首次觸碰,好奇大于一切。

      9月1日,經多個小時的飛行后到達悉尼,原本只是入住記者村調整而已,然而一件大新聞,卻迅速地擊中了我們。

      中國奧委會當天下午在北京召開大會,決定本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實行嚴格的興奮劑檢測,不僅尿檢,還動用血檢,苛刻程度遠超過國際水平。于是當天,中國眾多運動員因此或其他一些原因,在出征悉尼的大名單上消失,這其中包括多位之前被認定有奪冠希望的選手。

      巧合的是,當天《東方時空》中的《東方之子》欄目里播出的正是我之前對舉重選手石智勇的采訪,他可是悉尼奧運會上絕對的金牌爭奪者,然而,節目還在播,他還在暢想悉尼奧運之夢,可他的名字已經在大名單中被劃掉。具體的原因,他自己后來陳述過??上攵?,這樣一個決定,對于有夢的運動員來說,打擊會有多大,好在,四年之后,石智勇在雅典圓了金牌夢。

      聽到這個消息,我們都有些蒙,顯然不是時差造成的,而是立即產生一種擔心,在這種情況下,本屆奧運,中國體育代表團,會不會因為失去了有實力的選手而失去成績?而一旦運動成績下滑,會不會給第二年申奧蒙上陰影?

      那一天,全世界體育媒體都把它當做頭條,悉尼的體育媒體也都予以高度關注,畢竟在金牌爭奪上,澳大利亞是把中國當對手看的。那一夜,我們很難入眠,顯然,初到悉尼的第一天,我們遭受了一個讓人憂慮的“下馬威”。這個由最高決策者制定的鐵律,寧可犧牲成績,也堅決要干凈,被體育代表團以講政治的高度來堅決執行。事后證明,在中國,不管什么事兒,只要領導真抓,都能見效果。興奮劑問題,從那之后,收斂多了。

      運動,才是最好的標語

      距離悉尼奧運開幕還有一段時間,我們就開始了大量專題片的采訪與制作,慢慢感受著悉尼這座城市與悉尼人。

      悉尼的奧運氛圍已經很熱烈,雖然橫幅與標語未必很多,但奧運的標記還是無處不在。雖然也做好了精心準備,卻看不出太多的刻意,隨意并放松。

      最濃厚的奧運氛圍,其實是由澳大利亞人熱愛體育的氣質營造出來的。

      在悉尼城中心最“黃金”的中央大道上,每隔數米,就是一個運動用品商店,那種密度讓人驚訝,而從早到晚,隨時都有運動的人從你身邊跑過。我相信,這與奧運到來沒有關系,悉尼人平日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這一點,讓我印象深刻。之后當北京獲得舉辦權,在很多個論壇與節目中,我大力呼吁,一個城市最美的風景并不是高樓大廈,名勝古跡,而是時刻有人在有活力地運動。我不希望,北京人或是中國人,都是電視機前的體育迷,而不是運動的參與者。

      記得有一天,在悉尼的一個海灘,看到有兩撥人在打沙灘排球,水平之高讓我們連連贊嘆,我開了句玩笑:“估計是哪國沙排運動隊提前在這兒訓練呢!”旁邊的陪同很認真地回答:“平時也這樣,就是普通的悉尼人,比這高水平的還有呢!”

      等到直播開始,我們雖然守著奧運城,卻很少有機會進賽場,臨近結束時,我和寧辛調了一下班,各值半天,各去主體育場一次。那一天,我和馬國力主任、導播方剛一起走進了主體育場,一人一杯啤酒,坐了二十多分鐘。這個主體育場很大,大約能裝下十萬多人,我們去的那個下午,沒什么重要的比賽,然而現場爆滿,就連我幾乎看不到的最高處最后一排也坐滿了人。那一瞬間,感慨萬千,我不能不感動于體育的魅力,以及澳大利亞人對體育的這一種熱愛。

      事后,人們都評價悉尼奧運會非常成功,依我看,除了運動成績、開幕式、安全保衛等之外,還有兩點,是悉尼成功的關鍵:第一,這兒的人們真愛體育,真的投入到運動之中;第二,這屆奧運會的志愿者老少都有,笑容各異,但真誠與愛,卻非常一致,像親人一般,迅速讓你放松,并不再有距離感。

      我們在屋子里工作,進來的志愿者打掃衛生,會和我們聊家常,夸中國的成績,自然而不做作,其他位置的志愿者,什么年齡的都有,似乎老人更多,都一概放松,并不是訓練過后的千人一面,也不是每個人笑起來都露八顆牙,反倒讓人如沐春風。我在想,這種放松并真誠的笑容背后,一定也有著更多自信的因素在里頭,并不想給誰證明什么,于是,可以從容地自得其樂。

      啤酒味兒的奧運會

      在悉尼,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奧運氛圍,那是一種松弛而自由的感覺,是空氣中啤酒的味道,是各國游客大團結的景象。

      每天直播結束時,已近悉尼的半夜,卻正是奧運氛圍最濃的時刻。

      我們的演播室離著名的悉尼歌劇院不遠,演播室的背景中,就有歌劇院與悉尼鐵橋,這是最負盛名的旅游勝地,每天不到凌晨兩三點不會安靜下來。

      于是,在直播結束后,我都會到樓下繞悉尼歌劇院與奧運廣場走一大圈,因此也天天見證著體育迷們的開心時刻。

      每天晚上,廣場的幾塊大屏幕上,都是當地幾個電視頻道在回顧和報道當天最精彩的賽事與最受關注的人物,不同的屏幕前聚集不同的人群。普遍的場景是,三五成群站著,邊看邊聊,無一例外的,是手里的啤酒??催^幾天,就得出幾個結論。第一,老外有耐性脾氣好,一瓶啤酒能喝兩個小時,而且是小瓶的;第二,老外酒量不高,一兩瓶啤酒之后已經基本飄飄欲仙;第三,老外男女平等,大家都又抽煙又喝酒,而且女性好像抽煙更兇;第四,老外不一定都講修養,光膀子的一片,當然是男性。而且一樣隨地扔東西,這方面,開幕式之后達到巔峰,我下去的時候,發現地上已有一兩厘米厚的碎玻璃碴子,都是喝High了之后扔瓶子造成的。這讓我覺得:我們常常批評自己人光膀子扔瓶子是不文明與沒修養的表現,是否屬于反思過度?因為你得承認,這混亂中有一種放松與自由,恐怕奧運的氛圍中,就該有這樣瞬間的無序與無處不在的啤酒味道吧。

      悉尼奧運會開幕式結束之后,悉尼歌劇院附近街道上垃圾成片。我無意批評或諷刺,反倒是想:有的時候,我們的所謂“文明”是不是太自尊太敏感了?偶爾的瘋狂與雜亂,其實是另一種文明。

      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幻想,如果有一天,奧運真的來北京辦,那十幾天,咱能不能把北京也弄出混雜著二鍋頭與燕京啤酒的味道?如果能,是另一種成功與進步。當然,八年之后,奧運來了,在各種味道當中,城市里酒的味道淡多了,不過,遺憾中也得說:沒關系,總得留點兒優點給人家吧!

      五湖四海來悉尼的人,更有趣。富人,有的就住在岸邊停著的豪華郵輪里當臨時的家,不富的或者不喜歡這口味的,常常是身上蓋著自家國旗就在地鐵里睡,見多了,品出他們的另一種舒服。而悉尼人,在奧運開始前就“逃”走一大批,當地放了假,生活在其中的人反而提前撤離,好像躲什么似的,這或許也是一種能夠看淡了的放松。

      在我散步時,也沒少遇上打架的。突然一通喧嘩,過去一看,里面打起來了,不一定都為姑娘,也有兩撥裹著不同國旗的,估計是白天賽場上兩國專業運動員比出了勝負,晚上業余的不服,再換個暴力點兒的項目比一回,裁判是周圍的“觀眾”。還好,不勸架不起哄反而經常喝彩加油,打一會兒,哥兒倆散了,一般并列金牌,并且沒準兒一塊兒進哪個酒吧又喝上了。

      平時,街頭到處是表演的,也來自世界各地??炊嗔?,得出一結論,這表演,不一定是給看客的,反而是自得其樂的多,周圍人多人少,對他們似乎影響不大,于是,看著都舒服。

      每一個角落都似乎無序,組合在一起,像一個快樂的劇場,互不干擾卻互相映襯,讓我明白:一屆奧運的成功,非得是賽場內外都出彩才行。于是,有夢:有一天,這也是我們的奧運或平日城市的氛圍,千萬別總是被城管嚴格管理后的整潔“一刀切”?,F如今,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币徊蛔⒁?,我給它改了一下:“生活,讓城市更美好?!?

      亞軍是罪犯嗎?

      這是我第一次做奧運的直播總主持,當然,中央臺以前也沒有。開始前,我就和搭檔寧辛說:別拿我當主持,就當我是一體育迷,是陪著觀眾看奧運的。

      說到做到,整個奧運期間,我們放松得可以,大不同于以往。高興時,直播中兩主持人敲桌子擊掌;不順時,有情緒有牢騷話;緊張時,不敢看,躲起來讓自己舒服些。比如,孔令輝與瓦爾德內爾打成二比二平后,第五局,我沒敢看,跑到門外,只不過,一會兒露個頭問一下比分。

      必須承認,做多了新聞之后,做奧運,真是一件開心與快樂的事。沒那么多禁忌,自己就先放松了,怎么可能不在屏幕上展現出來?

      當然,僅有放松的狀態,是遠遠不夠的。你對體育比賽以及勝負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是否也可以放松一些,決定著你的關注點、語言及判斷。

      開始前,我想過這個問題,以我自己作為體育迷的角度來看,體育不只是競技,更是人,是情感。很多專業的術語和數據,冰冰冷冷,其實不一定讓人感興趣,奧運賽場,之所以讓人牽腸掛肚,是因這里有人,有情感,是人與人的較量,是運動員情感的世界,更是體育迷在觀看比賽時的情感變遷。所以,抓住人,釋放情感,與觀眾共鳴共振,錯不了。

      想通了,才會有過程中喜怒哀樂的釋放。當然,中央電視臺第一次用這種方式直播,演播室也成了“安全閥”,于是,就有各種各樣的意外要面對。比如有一次,要直播頒獎儀式,導播要求快收尾進現場,正收著呢,導播耳機里突然告訴我們:現場有問題,你們接著說。一會兒剛要進現場,又有情況又接著說,最后那一段,我和寧辛撐了二十分鐘,難怪觀眾會留言:這會兒兩位有點兒嘮叨??!

      輕松歸輕松,奧運也自然提供思考。在那屆奧運會上,中國的首金來得不如想象中早,被寄予厚望的選手連連失手,王義夫打出了不錯的成績,最后得了銀牌,卻沒想到,在國內罵聲一片。這罵聲,在當時還不算發達的互聯網上清清楚楚,讓我很覺不平,也自然會在直播中,為銀牌正名。我不明白,為什么不容易得到的銀牌,竟然在一些國人的眼里,會與失敗掛上鉤?

      金牌的滋味如何?雖然金牌在我嘴邊,但真正的滋味,我身邊的舉重冠軍占旭剛最清楚。從亞特蘭大開始拿冠軍,到悉尼奧運達到巔峰,成為傳奇。體育場上沒有永遠的贏家,四年后的雅典奧運會,占旭剛居然連成績都沒有。不過,在這之后我反而想要請他吃飯了,只是到今天還沒得逞。

      這里,要講一個澳大利亞在本屆奧運上的首金故事。

      其實,哪一個主辦城市,都希望自己本國的選手奪得首金,悉尼奧運也是如此。他們預想的第一塊金牌是女子鐵人三項,參賽的兩名澳大利亞選手,在世界排名前兩位,澳大利亞人都認為:這塊金牌跑不了。

      比賽當天,萬眾矚目,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比賽結束,另外一個國家選手異軍突起,奪得冠軍,澳大利亞選手,只奪得銀牌。

      按理說,罵聲該起了。

      但是沒有,依然到處是笑臉,沒有抱怨。第二天的報紙上,是亞軍選手燦爛的笑容,還有她的一句話:“我為我能為自己的祖國奪得第一塊獎牌而開心?!?

      這笑容與話語,感染得我都替她開心。

      再想到同樣獲得銀牌的王義夫,卻千夫所指,像一個做錯了什么事的悲劇人物。好在四年后的雅典奧運會上,王義夫再度出山擊落金牌,讓自己的運動員生涯完美收官。如果現在你有機會問他:金牌與銀牌差別大嗎?或許他會平淡地告訴你:太大了。

      這平淡的回答中,感受可不平淡,是王義夫用自己的難過與委屈得出來的結論,字字是淚。

      不過,后來,中國軍團太順也太帥了。當中國奪得第28塊金牌之后,我順手在白紙上“2”和“8”之間加上兩個“0”,寫下2008這個字樣,對著鏡頭說:這28塊金牌,或許正奇妙地預示著我們2008好運!

      第二天,在北京的媒體同行,將我的這個舉動和這段話登在了報紙上,我想大家都想在這一個巧合上討一個吉利。只不過沒想到的是,在中國奪得第28塊金牌之后不到一年,在莫斯科,北京相對輕松地獲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而我也成為這一歷史時刻的見證人。這之后,可能是因為在悉尼奧運會上的主持讓大家的印象深刻,于是,《新周刊》雜志的一個大調查:你希望誰主持北京奧運?我“幸運”地排列在第一位;再后來,我的確在八年之后主持北京奧運直播。而這一切,都是從悉尼,這個讓人曾經憂傷又欣喜的城市開始的。

      所以,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自己,或許都該說上一句:謝謝悉尼!

      又申奧了,能贏嗎?

      中國體育軍團在悉尼大獲成功,喜悅還并未完全退去,一個懸念再次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國際奧委會將決定哪一座城市成為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

      由于北京再度參與競爭,于是,7月13日的莫斯科,也就再度讓中國人牽腸掛肚。

      不過,面對莫斯科,已不像1993年面對蒙特卡洛。那一次,我們似乎并沒有準備好落選,有一種畢其功于一役的天真以及非我莫屬的孩子心態,一票之差,讓2000年奧運屬于了悉尼,也實實在在給中國人上了一課:心平氣和的課。爭奧運的賽場,勝敗乃兵家常事,在這個世界上,可不都是贏!

      而這一回,面對7月13日的莫斯科,我能感覺到更多人想贏不怕輸的心態轉變。其實,這心態的轉變正是成熟的一種標志,甚至,可能正是最后北京能夠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盼著北京贏,因為不僅期待見證自己生活的城市辦一屆奧運會,更重要的是,我期待著奧運這個攪拌棒,能為中國帶來改變,不僅硬件,更在于軟件。

      不過,我從沒想過會去莫斯科,會去主持北京申奧的直播。因為這與悉尼奧運的直播不是一回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2001年的春天,接到指令,我將去莫斯科,承擔主持申奧直播的任務。

      聽到的那一瞬間,我有點兒蒙。不是興奮,而是詫異:為什么?

      這個答案,直到一年后才有了一個不知是真還是假的回答。

      據說某一天領導們開會,定奪莫斯科申奧直播的主持人選,沒多久,人選確定,大家打算散會,突然間,有一領導發問:如果在莫斯科,北京申奧失利怎么辦?

      領導們又坐下并陷入沉思。

      這個問題與主持人是有關系的。假如北京申奧失利,那一瞬間,主持人該說些什么,又得體又不卑不亢,又能撫慰那一瞬間很多破碎并難過的心?

      在1993年蒙特卡洛的北京申奧直播時,當北京一票之差落選的一段時間里,人們聽到的是沉默;多年之后,當然不希望這一幕再演,所以,散會前的這一個提問有針對性。

      于是,我的名字被提了上來。原因無非是從香港回歸到當時,中央電視臺直播的所有大事件,都是由我來主持,還沒有出過差錯,并且相信我:假如面對北京再度落選的結果,我會控制住局面,不至于失控或不得體。

      很快,領導們達成共識,就他了。于是,我有了莫斯科之行。

      也就是說,選中我,本身就是為假如北京申奧失利所做的一種準備。這說明經歷了上一次申奧之后,人們的心態走向成熟,想贏的同時也做了不贏的準備;另一方面也說明,同七八年前相比,奧運熱不僅沒有降溫,反而熱度更高,萬眾矚目,相關的準備與直播,恐怕也都壓力巨大。

      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一切,高興與興奮談不上,反而是一種好奇夾雜著擔心的心情。前去莫斯科的行裝好準備,然而選擇怎樣的表情卻最難。當行李箱的蓋子即將合上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一件物品,我該放進去的是笑容,還是淚水?

      我住“713”房間

      從北京出發,一路上便做著各種各樣的分析,分析自己,分析北京的對手。到達莫斯科之后,時常見到申奧代表團中的何振梁等資深人士,話題也離不開這一點。綜合在一起,得出的結論是:有信心,沒把握。

      于是,心始終是懸著,任何一個小的巧合或暗示都會被放大地接收。

      到達莫斯科,我們入住的是前蘇聯風格十足的烏克蘭飯店,大部隊浩浩蕩蕩地進入大堂,等著分鑰匙。一位俄羅斯大媽給大家隨意地分發,鑰匙到我手里,我仔細一看笑了,我的房間號是“713”,也就是說,和申奧的日期相同。

      看到這個巧合,我對圍過來的同事說:行了,北京估計沒問題,勝利的晚上,到我房間里來慶祝。

      同事們都笑納了這個樂觀的建議。

      雖然都笑著,當時的壓力可不小。2008年奧運由哪一座城市來辦,是由國際奧委會委員一票一票投出來的,這些委員來自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國家,他們不僅有本大洲的利益要考慮,還有國家利益要考慮,以及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情感,更何況,還有各申辦城市幾年間攻心的巧妙技巧,到最后,這一切聚在一起,會在投票時產生怎樣的影響?還真是一個謎。

      在莫斯科,也聽何振梁老先生分析過,他當然能知道,百分之百會投中國北京的委員有誰,但是,除去這些鐵定的投票者,那些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八十甚至百分之六十會投北京票的委員,到最后關頭,又會票落誰家?我能感覺到,連何老本人都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這恐怕也是何老臉上,表面平靜,背后也隱藏著焦慮的原因所在。

      恐怖時刻

      除去實力與技術的因素,莫斯科城里也依然有一些不希望北京成功的個人或組織在活動,比如“藏獨”,比如“法輪功”。

      記得有一天早上,當我們走出飯店等班車的時候,看到很多藏族打扮的人,當時還有人說:“西藏體委也有人來了!”但馬上有人提醒:“不對,這是‘藏獨’,你看他們的旗幟?!?

      大家一看,果真如此,一瞬間,輕松的氣氛變得凝重,只是,當時大家都不知該說些什么,該做些什么。

      然而畢竟是在莫斯科,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開過來幾輛警車,下來好多英武的俄羅斯特警,很短的時間,“藏獨”分子與他們的旗幟都被裝上汽車,很快開離了現場,就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而類似的事情絕不僅僅這一次。

      在7月13日當天直播時,又發生了絕對驚險的一幕。

      當時我們是全天直播,按程序,五個申辦城市一一陳述,做最后也是最精彩的自我展示。

      相信大家都對北京的陳述印象深刻,尤其是何老的那句話:你們的每一個決定都可以記入歷史,但只有一個決定,可以創造歷史。

      然而這一切,我們的觀眾差一點兒沒看到。

      在北京之前陳述的城市,一個是日本的大阪,我們正在直播時,突然電視信號全都消失,好在經過簡短過渡,我們播放了事先準備好的相關專題,直到信號恢復,又繼續直播。由于當時不是北京的陳述,又經過了很迅速的直播處理,幾乎沒有觀眾感覺到什么。

      可這是一次讓所有在現場的人感覺到心驚肉跳的事件。

      原來這是一些搗亂分子以為這些日本的亞洲面孔是中國人,于是,在外面,居然弄斷了電纜的接口,導致信號全部消失。

      好在他們弄錯了,也只有在這樣的事件中,我們感覺,馬虎真是一個天大的優點。但有關方面可就馬虎不得,從那之后,電纜端口一直由俄羅斯的保安把守,直到整個申奧過程全部結束。

      在直播間聽到這個變故,先是驚訝然后是慶幸:吉人自有天相,就當這一個恐怖的插曲,是為北京最后的成功做戲劇化的鋪墊吧!

      我比薩馬蘭奇早一分鐘說了“北京”

      決定勝負的一刻到了。

      其實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比如在蒙特卡洛,我們直到最后一輪,才一票遺憾落選,而整個過程跌宕起伏,始終保有懸念。所以,這一次,雖然之前的分析預測都指向北京成功面更大,但我們畢竟從沒有成功過的經驗,因此,不敢太樂觀,太自信。

      然而,也正是這一種壓抑的好奇與期待,才在釋放的那一刻,爆發出前所未有的激情。

      僅僅第二輪,薩馬蘭奇就拿起了信封,走向發布臺,顯然,從信封的開口狀態來看,結果出現了,而分析研究對手之后,能在第二輪就獲勝的城市,我認定:只有北京。

      按理說,那個時候主持人已不該說話,但我還是在薩馬蘭奇起身后,補上了一句:結果出來了,北京希望很大……

      也就是說,我比薩馬蘭奇還早了一分鐘,說出了“北京”。

      果真,耳機里立即傳來導播間的指令:“不能說,萬一錯了怎么辦?”

      其實這時,我心里已經有底,這話出口不是賭博,而是根據事前的準備與了解,第二輪獲勝,只可能是北京。

      于是,到了那一刻,還是薩馬蘭奇,還是對著全世界宣布,只不過,這一次,在他的口中,最后出現的城市不再是悉尼,而是北京。

      “北京”二字一出,我相信,引爆了中國,當然,也點燃了中國通往未來的激情。像是沒有停頓,“北京”字眼未落,所有的中國人都跳起來開始吶喊。

      北京與您自己,在那一刻是怎樣的狀態,相信都是刻骨銘心;而莫斯科的演播室,三位主持人,寧辛、張斌和我,在高聲尖叫甚至忘了還在直播之后,我們對著鏡頭端起了事先準備好的香檳酒,干杯慶祝,一飲而盡。

      這一個鏡頭我們事后才知道,被國外多家主流電視機構切換播出,成為代表中國人慶祝勝利的一個標志性鏡頭。

      在外面的導播間,中央電視臺最早的奧運火炬手,體育中心主任馬國力,在薩馬蘭奇宣布北京之后,當眾失聲痛哭。這眼淚,更加深了我對他的尊敬;這眼淚,清楚無誤地告訴我們,這二十來年,他為電視體育的努力,早已不是工作,而是一種夢想,莫斯科這一歷史瞬間,正是對他過去二十多年追夢的回報。

      七年之后,他并不是以中央電視臺體育中心主任的身份投身北京奧運會,而是成為向全世界提供北京奧運會電視轉播信號的公司管理者,與莫斯科時相比,七年后的馬國力頭發花白,然而依然擁有年輕的心。

      不只是馬國力一個人在落淚,以這種方式在莫斯科慶祝的人很多,當然,更多的是尖叫與興奮擊掌蹦跳的人們。在興奮之中,我們在莫斯科的直播結束了,這個時候,兩撥人進了演播室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撥,是對面,北京申奧競爭對手城市所在國家的電視機構的工作人員,來我們這兒祝賀北京成功,這祝賀真誠而讓人感動,相信,也是克制了失望之后的舉動。面對他們的祝賀,我似乎開始超越短暫的興奮,看到了一種屬于奧運的更大氣的東西。第二撥,是中國申奧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屠銘德等人,他們一進來,就享受了我們英雄般的歡迎,而一個難忘的細節是,見我們桌子上飯盒里有剩下的包子,屠銘德一口氣吃了兩個,一邊吃一邊說:餓死了,真好吃!

      這時的馬國力(中)已經恢復了平靜,只剩下發自內心的開心。他與我和方鋼(悉尼奧運會時我們的導播,現在升官為主任)共同在莫斯科演播室里留下難忘瞬間,不能免俗,也用手指“V”一下。

      我從這個舉動中明白,他們好久沒吃飯了,或者說,是吃不下。而獲勝,讓他們的饑餓感又再生了。

      又隔了一會兒,我們幾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演播室內一個小小的十四寸監視器給牽住了,原來,在這臺十四寸的監視器上,可以看到國內狂歡慶祝的直播。

      看著天安門廣場、世紀壇廣場擠滿了人,看著三環二環成了停車場,看著以前沒見過的瘋狂而興奮的中國人,我突然開始想家?;蛟S,在薩馬蘭奇宣布之前,在莫斯科身臨其境是一個讓人羨慕的機會,但是在北京獲勝之后,最寂寞與痛苦的恰恰是在莫斯科,因為你無法在長安街上吶喊,在三環路上與他人分享。于是,我們只好對著電視屏幕目不轉睛,并開始計算歸程。

      北京申奧勝利,在莫斯科的紅場上,也得到了“列寧同志”的祝賀;可惜,祝賀完畢是要收現金的。在紅場上,除去“列寧”,還有“馬克思”、“恩格斯”,都是民間特型演員,屬于旅游創意產業?!傲袑幫尽迸c我握手之后,驕傲地告訴我:“我和毛澤東合過影!”拿出照片一看,原來是唐國強。

      醉臥莫斯科

      我原定14日晚從莫斯科回北京,但一個興奮的意外,讓我的歸程不得不推遲一天。

      當天晚上,一些同事在我的房間,也就是“713”,拿啤酒小小地慶祝了一下。

      第二天中午,我們一群人,在馬國力主任的率領下,到莫斯科街頭找了一個小酒館,開始忙碌之后的興奮總結加慶祝。

      那天我們喝的是俄羅斯的招牌酒伏特加,這酒下口容易,可越容易就越會讓人忘了它超過40度的酒精含量,更何況狂喜中的我們,有著北京成功與直播成功的雙重釋放,于是,我似乎拿酒當上了飯,一兩一個的杯子,頭十幾個我還清楚,后面的,我就不記得了。

      等我醒過來,是在15日凌晨的烏克蘭飯店的“713”房間,也就是說,我錯過了頭一天晚上回北京的航班。醒來之后,身體難受極了,從未有過的難受。然而,直到今天寫到這里,我依然會笑,從不后悔。人的一生中,總要做些傻事,瘋狂的事,犧牲了自己兩天,換回一些含笑的回憶,值了。唯一不好意思的是,那宿醉,該給同事們添了不少的麻煩,不過,他們也正是我美好回憶中的一部分。

      15日的晚上,我終于登上了回北京的飛機,機艙內,大部分是中國人,抑制不住的某種興奮神情依然在機艙內發酵。因宿醉,我一路無話也無眠,與來時的焦躁不安相比,這歸程前所未有地踏實。只不過,我知道,無論于我,還是北京又或者中國,一個新的夢想開始了,七年之后,北京會給世界怎樣一個答案,而時間,又會給中國一個怎樣的改變?

    07古老中國的成人禮

      2001年7月14日,莫斯科。

      北京頭一天剛剛獲得奧運主辦權,當我們輕松下來享受喜悅并認為離開幕還有七年,時間足夠漫長時,申奧代表團的老體育魏紀中說了這樣一番話:

      “對于想看奧運的人來說,七年太長了!但對于辦奧運的人們來說,七年太短了!”

      我記住了這句話,而在當時,卻并未深刻地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又或許,我們都算是要看奧運的,因此,雖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卻依然認為時光漫長。

      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與北京奧運結緣,從倒計時一千天,到口號、吉祥物揭曉,從歌曲征集到為殘奧會做志愿者,既然奧運來到了北京,這些工作就不可推托。然而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突然發現,原以為漫長的七年時光,就仿佛一瞬間悄然流逝,昨天還是一片工地四處讓人不便的北京竟然一夜間已是張燈結彩:北京奧運真的來了。

      2008年8月6日,奧運火炬經過數萬公里帶著波折的旅途,終于回到北京。這一天清晨,北京的傳遞開始,這是火炬傳遞的最后一站,我很幸運,將以北京站火炬傳遞第八棒火炬手的身份,在午門與天安門之間,完成奔跑,并將火炬交給第九棒——姚明。

      這是一個神圣的五十米,雖然頭一天記者發布會時,我曾開玩笑說:我將需要一個梯子以便將火炬傳給姚明。但玩笑歸玩笑,其實心中很難真正地輕松起來。并不是興奮與緊張,而是2008年的中國,太過不易,這個時候,原本應當輕松的奔跑已經變得注定無法輕松。

      其實,這并不是我第一次成為奧運火炬手,只不過,上一次更多的是輕松與快樂。

      在2004年雅典奧運之前,圣火傳遞第一次選擇了中國的北京,我很幸運地被推薦,成為中國區的第十一位火炬手。記得那一天,北京陽光燦爛,溫度很高,當火炬手采集車每隔二百米放下一個火炬手之后,我站在了天壇之前的道路上。道路的兩邊都是人,其中有很多的小朋友,于是,我拿著還未點燃的火炬,讓道路兩邊的小朋友一個接一個地摸過去,看著小朋友們的開心,我甚至覺得:我的任務已經完成。

      2008年的火炬傳遞時,兩邊依然有很多孩子,他們大概是各學校組織來的,撫摸還未點燃的火炬時,他們的陣形亂了,但是流露出由衷的興奮與快樂。其實,這才該是火炬傳遞的意義。

      也正是在那一次的火炬傳遞中,我突然明白了一個火炬手的職責:你自己,沒有多大能量,但你可以做一根火柴,使命并不是燃燒自己,而是點燃人群中的熱情,這樣,火柴的價值才最大化。

      又過去了四年,到了北京,我們這些火柴,又該點燃什么?

      由于我們頭九位火炬手承擔著北京火炬傳遞的開篇,因此一大早,我們就坐上了第一輛火炬手車,從集體駐地開進了午門前廣場。

      在頭九名火炬手中,有起跑的楊利偉,之后的韓美林、劉恒、常昊、我和姚明等人,我將從常昊手中接過火炬傳遞給姚明。

      傳遞開始,當常昊把火炬傳遞給我之后,我們倆用一個下圍棋的方式完成了交接;接下來,我停了下來,用右手的單手指伸手向天,仰望藍天,靜默了三四秒鐘,然后起跑。

      這三四秒鐘,時間上很短,而在我心中,卻已停留了很久。

      很多人懂了,不過也有人問我:“這是什么意思?”

      喜歡足球的人都知道,當不幸有隊友去世,他們的隊友,往往在下一場比賽進球之后,用手指向天,靜默幾秒鐘,就是為了告訴逝去的隊友:“你看見了嗎?我們依然在一起,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

      同樣的,我只是用這個身體語言來表達對汶川大地震中遇難者的追悼。

      這種感受恐怕很多人都有,而我有這個機會,我該替人們表達。記得在地震后,我在四川采訪,當時負責綿陽九洲體育館災民安置工作的是綿陽市委辦公室的熊萬貴,他是一位將要退休的老公務員,也是一位入選的火炬手。然而由于地震,綿陽等地火炬傳遞取消,我永遠記得那一天他對我說過的話:“大地震來了,我們沒哭,然而當我知道火炬傳遞取消之后,我們哭了?!?

      聽過這話,回到北京之后,我也曾跟有關部門反映,是否可以有所撫慰,相信和我一樣為他們說情的人很多。后來,在綿陽曾安置災民的九洲體育館內,特意舉辦了一個火炬傳遞展示儀式,不知是否是一種安慰。

      在午門前做完了這個手勢,我開始出發,然而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由于我們是在午門到天安門間傳遞,因此,每人只能跑五十來米,所以我幾乎剛出發,就看到了“中國的高度”——姚明出現在眼前。

      雅典奧運火炬傳遞之后,七歲的兒子穿上我的行頭,來了個火炬手的造型;可惜四年過后,他好像對此事沒了多少興趣,我找不到一張他穿北京奧運火炬手服裝的照片。對于這一代中國孩子,很多事情已經變得天經地義,沒那么值得激動了。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進步”。

      我與他拉了一個勾之后完成了火炬交接,而這一個勾,我倆明白含義,這是之前聊天時定下的:你們男籃好好打,不必功利地提前決定舍棄哪一場拼命哪一場,最好是從頭拼到尾,不管最后第幾,我們都為你們加油。姚明當時的回答很肯定很爺們兒:我們肯定每場都拼。

      我喜歡這個約定,這里蘊藏著一種心態的改變。奧運不能只是一個追求功利目標的名利場,而是大節日,我們為什么不能拋棄勝負去爽一回,沒準兒結果還不錯。

      果真,中國男籃的結果還不錯。

      然而跑完火炬的我自己,卻遭受了一個小小的打擊,打電話回家,問夫人兒子看沒看直播,得到的回答讓我很受傷:不好意思,睡過了,沒看到……

      不過,將來有一個場合,他們一定會在現場,那就是很多年后,我會把兩次奧運會前傳遞的火炬、衣服,全部拍賣出去,用那款項,去為需要的人們做一些什么,因為,這一切,本就不屬于我自己。

      火炬傳遞,歷經波折、考驗之后,終于回歸本質。而對于我們來說,考驗才真正開始,準備了兩三年的奧運直播水準合格嗎?準備了七年的北京可以嗎?準備了幾十年的中國可以嗎?北京奧運結束,我們會用怎樣的文字來給出答案,又該留著怎樣的記憶通往未來?

      我惴惴不安,卻又充滿自信。

      以下的文字,是我的記憶與總結,寫于北京奧運剛剛結束后的第三天,為復原那時的所思所想,我決定,一個字不改。如有回頭看時,因情緒或思考還在奧運落幕的大背景下所致的欠妥之處,敬請諒解。

      未來:在回憶中開始

      一直以倒計時方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北京奧運會,終于以過去時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的回憶中,別人的評價我們已經聽到,自己的評價也還不錯。別的不說,如此平安奧運,先就是一個成功;還有菲爾普斯、博爾特這樣的天才表演;與此同時,“加油”也成了國際詞匯;政客、明星、商界領袖,在這一個炎熱的八月,都有著屬于自己的中國行程;開賽前的質疑、抵制已經像笑話一樣遠去。這個時候,我們該想想自己:當世界得到了很多,我們又得到了什么?

      金牌第一,卻沒有第一的洋洋自得

      中國以五十一塊金牌,奪得金牌總數第一。自1908年以來,除去莫斯科與洛杉磯因東西兩個陣營互相抵制的奧運會不作數,五十一塊金牌,是各屆奧運會中,主辦城市所在國家拿金牌最多的,這等于創造了一個新的歷史。

      有趣的是,你幾乎看不到這個“第一”所應當帶來的驕傲感,體育總局的領導說:我們金牌第一,但還不是體育強國。溫家寶總理對美國來的趙小蘭說:你們還是獎牌第一。這是典型的中國式低調,當老二可以,絕不當老大;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讓人急不得惱不得。

      不過,一個拿到五十一塊奧運金牌、獎牌數達到一百枚、在近二十個大項上全面開花的國家,如果再不是體育強國,那才真的會讓人不解。因此,也沒必要太謙虛,體育強國是肯定的,但強在爭金奪銀上,在這些看得到的指標上,我們絕對強。如果奧運是場考試,我們中國是應試教育的高手,絕對的高分;可如果說起素質教育,我們還需要時間。

      一百塊獎牌,金牌占了五十一塊,也就是說,金牌比銀牌和銅牌的總數還多,在本屆奧運會金牌榜前十名國家中,這種情形是唯一的,接下來,就要去找牙買加這樣的速度之國才可以看到同一現象。這充分說明了我們“金牌戰略”的成功,打破了別人的金字塔型成功模式,不過,這也說明我們在厚度上的欠缺!

      在五十一塊金牌中,沒有一塊真正意義上的集體球類項目的金牌。在本屆奧運會上,中國一共拿到了四個團體冠軍,為歷屆最多,兩個屬于男女體操,另兩個屬于乒乓球男女團體。仔細一看,這幾個團體項目并不靠配合與組織,依然是由個體的強大,最終奪取了金牌。而在集體球類項目中,我們最好的成績,是女子曲棍球的銀牌,再加上女排的銅牌;倒是女子花游的團體銅牌和藝術體操的團體銀牌讓人興奮。這么看下來,我們依然沒能在體育上告別“一個人是條龍,組合起來卻是蟲”的批評,而男足更成為世界級的笑話。在這方面,我們和美國、巴西、俄羅斯等國的差距太大,甚至和阿根廷等國家都相距甚遠。

      所以,金牌第一,還真的只是一種數字游戲,它讓我們高興,卻未必讓我們驕傲。這些金牌中,讓人振奮的是射箭、賽艇、拳擊、帆板這些從未得過金牌的項目突破,它們,仿佛向人昭示著未來的方向。當然,還有男子佩劍的金牌和男子游泳的銀牌這些亮點讓人印象深刻。

      另外,還有一點是不能忘記的,這五十一塊金牌,男人拿走了二十四塊,女同胞拿走二十七塊,男女差距如此之小,為歷屆所少見,男女終于在奧運金牌上靠近了平等。

      最后想說的是,金牌總數第一的最大好處是:拿過一次第一,以后就不會有那么濃厚的第一情結,不必執著,可以放下,我們可以更輕松、更自信地向前走了。

      低調的“愛國主義”與高調的“愛情主義”

      奪得一枚金牌,要升一次國旗奏一遍國歌,前幾屆,即使分秒貴如金的《新聞聯播》,也必須每一塊金牌升一次國旗奏一遍國歌。好在前幾屆,咱們只有一次一天拿了六塊金牌的情況,剩下的一天拿好幾塊的并不多見,于是,《新聞聯播》也沒太為難。

      但到了本屆,最多一天拿了八塊金牌,沒有一天沒金牌,而且一天大多不止一塊,如果照老規矩辦,恐怕《新聞聯播》就變成頒獎儀式重播了。于是你發現,不管一天多少金牌,幾塊金牌在畫面上合并,升一次國旗奏一遍國歌就全部展示完畢,效果依然很好;而且這個決定,并不是因為金牌拿得多才定下來的!

      其實,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細節,這一次,人們都能感覺到,幾乎與奧運共生的“愛國主義”,在本屆奧運期間,并沒有那么高調。媒體的報道,少了很多“為國爭光”,“他(她)是中國的驕傲”這樣的字眼;而運動員言語中,也少了一些空洞的套話,記者的提問也不會把他們往“愛國主義”的基調上引,低調之后的“愛國主義”反而變得更深沉,更內斂,也更實在,更深入人心。

      在北京奧運舉辦之前,我和楊揚、濮存昕等人,有時間就為殘奧會做一些志愿者的事兒。相比于正常并鮮花陪伴的運動員來說,殘疾人運動員以及整個社會上近八千萬的殘疾人,更需要支撐和支援。合影中是一位殘疾乒乓球運動員,她還沒有資格參加北京殘奧會,但希望倫敦殘奧會上出現她的身影。

      有趣的是,當“愛國主義”更低調更內斂,“愛情主義”卻前所未有地高調起來,幾乎從頭到尾無處不在,而且不分中外。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我們為什么會那么喜歡四年前的張國政,原來他四年前已用奪冠后的“老婆,我愛死你了”,提前宣告了奧運賽場“愛情主義”的到來!

      埃蒙斯用四年兩個最后一槍,成全了兩位中國奧運冠軍,但更成全了他與妻子動人的愛情故事。于是,你發現,從開賽的第一天一直到閉幕甚至很久以后的未來,埃蒙斯的愛情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出現在中國的各種媒體中,他們夫婦幾乎超越查爾斯與戴安娜以及小貝夫婦,成了在中國最知名的異域伉儷。

      當然,中國運動員也更外在地展現著自己的愛情,事先就開始張揚的愛情,成了媒體聚焦并放大的重點。

      楊威奪冠后,對著鏡頭喊“我想你”;

      王楠打完最后一個球,含淚跑向老公;

      沙排的田佳走出賽場,面對手拿玫瑰的男友,立即相擁深吻;

      還有張寧和老公的默契,林丹和謝杏芳的相互鼓勵,王敬之和譚雪共同面對失意、皮劃艇外教馬克和中國愛人的慶功親吻……愛情終于成了主義,并在德國選手施泰納奪冠后達到高峰,這位選手拿著不幸因車禍去世的妻子照片,站到領獎臺上,他沒有哭,卻與天堂里的妻子,共同分享這份榮耀,那一時刻,愛情如此地耀眼,超越金牌!

      我喜歡這種奧運與愛情的完美結合,愛情主義是另一種溫暖的“愛國主義”,它從家庭愛起,從親人愛起,它沒有什么宏大的詞匯,卻貼近我們每一個人。是的,賽場上有些規則我們不懂,但是愛情,我們懂!

      郎平贏球與劉翔退賽是兩堂不錯的公共課

      自打郎平執教美國女排,人們就開始構思中美女排在北京奧運會上相遇的場面,讓人想不到的是,它還真的來了,并且帶來了人們構思時所沒有想到的結果。

      郎平接手美國女排時,中國女排是世界冠軍和奧運冠軍,而美國女排還多少顯得有些業余。于是人們構思“和平大戰”,是因為提前預定了中國女排勝的結局。在很多人心里,還不能接受中國人帶外國人打敗中國選手,如果輸給我們,比如乒乓球跳水什么的,還可以接受。但出乎意料的是,當真的“和平大戰”來臨,中國女排和美國女排都處在危急的形勢中,誰也輸不起,于是“和平大戰”無和平,最后中國女排輸球!

      不理解甚至責罵的聲音一瞬間噴薄而出,在這個時候,媒體和相當多的公眾顯示出理性和成熟的一面,沒多久,更多的人接受了郎平贏了中國女排的結果,和平之戰變為平和接受之戰,并迅速地在美國女排接下來的比賽中,又傳出了“郎平加油”的呼喊聲。別看這種轉變只是一兩天的時間,但它鮮活地成為我們走向成熟的一堂公開課。在這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代里,我們不能只高興于法國教練領著中國劍客擊敗法國人,也要適應中國人領外國人打敗中國選手的局面,適應了就是一種真正的開放,一種內心深處的開放。

      這堂課剛過,另一堂課又來了。

      十三億中國人在田徑賽場上的獨生子劉翔,居然一槍未跑,退賽了。那一瞬間,中國一片死寂,之后一聲群體嘆息,我們共同為劉翔寫的大團圓結尾,怎么剛開始就結束?怎么可以演砸了?

      互聯網以最快的速度傳送出責難、質疑和讓人無法讀下去的咒罵,“騙子!”“你應當走到終點!”“跑不過人家嚇得吧!”……于是,孫海平淚灑記者招待會……那一天,奧運會消失,中國人眼中,只剩下劉翔。

      因傷退賽,其實本不該是問題,所以仔細想起來,此事已與劉翔無關,而變成我們每個人的問題,該如何接受?能不能接受?

      幾個小時之后,罵聲依然,但理解的聲音增高了分貝,媒體保持著令人尊敬的理性,慢慢地,理性占了上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平靜地接受了劉翔退賽的事實。這個時候回頭看,即使最初的咒罵,或許也不過是瞬間的發泄,不排除一段時間過后,他們中間的很多人,也慢慢成了理解者。理性的建立不容易,它需要時間,也應當給它時間。只不過,從郎平到劉翔,媒體和越來越多的公眾站到了理性的一面,這是一種進步,媒體的理性,讓民眾的情緒在釋放之后也被另一種聲音平衡著,并給理性以生長的空間。

      劉翔剛剛拿到“世界青年冠軍”之后,在出征世錦賽之前,我曾將他和孫海平師徒二人請進“新聞會客廳”,這應該是央視最早做劉翔師徒人物專訪的欄目。還有一次,是在演播室為劉翔過生日,因為他的生日很中國很奧運:7月13日。這張照片攝于劉翔雅典奧運奪冠后。盡管在北京奧運中退賽,他們師徒倆依然是我心中的英雄。

      當然,中國人可以帶領外國隊打贏中國隊,運動員除了成功還有傷病,而受傷是可以退賽的。這些問題都是常識,表面上看沒什么可爭論的,最后我們不過用理性捍衛了常識而已,但是,在這個時常1+1等于4的時代里,有時,常識能被捍衛,也真的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

      于是,我們必須接受并感謝北京奧運中郎平贏球與劉翔退賽的存在,它幫助我們在狂熱中冷靜一些,思考一些超越體育的問題,測試一下我們內心的承受力,并讓我們看到從感性到理性的轉變,讓我們更包容更大氣,并能接受有缺陷的完美!雖然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這樣!

      顯微鏡下的中國與放大鏡中的未來

      “開幕式很好,卻出乎意料地沒有毛(主席)和關于革命的內容,為什么?”

      這是8月9日,開幕式第二天,一位外國記者向我提出的問題。

      問題問完,我笑了,“如果不是你問起來,這個內容我連想都沒想過!”接下來,告訴我旁邊的中國人,大家都笑。這問題來得突然,我們中國人想都沒想過的問題,在一些外國朋友的心里,看樣依然是個不小的問題。

      北京奧運會有很多需要保密的事兒,我與劉歡和莎拉·布萊曼合影時,主題歌啥調調,對外就依然處于保密期。我要先知道,然后采訪他們,再把帶子“交出去”,解密時才播。說起保守秘密的滋味,可是挺不舒服。我寧愿什么都不知道,到時候面臨驚喜。

      北京奧運的主題歌,原本人們以為會是一首“大歌”,沒想到最后定版的是一首“小歌”——《我和你》。其實,它最初是作曲家陳其鋼為國旗入場而作,卻出乎意料地被當成了主題歌。

      這位外國同行并不是第一次來中國,甚至可以說是中國通,而且,提問里充滿善意。

      “這些天,示威的人不少,在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地方都有,你們的《新聞聯播》為什么沒有報道?”

      這是奧運會進行到一半時,另一位外國記者向我提出的問題。

      我對他開玩笑說:“你們的欲望可增長得真快,從‘我可以去中國嗎?’到‘在中國我可以采訪嗎?’‘在中國我可以自由報道嗎?’一步一步,終于有了對《新聞聯播》報道示威內容的期待?!边@一次,我沒笑,目前的中國,在外國媒體和公眾的眼中,就是如此復雜,糾纏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理解誤解和解讓人很難分辨。毫無疑問,中國的大門打得更開,這次奧運,境外注冊記者兩萬多人,非注冊記者很難統計,奧運只是他們報道的內容之一。之前我采訪他們中間的一些人,他們都開誠布公地告訴我:我們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為此,在奧運開幕前,我專門制作了一期節目,名字就叫《顯微鏡下的中國》,因為我清楚,這是一個考驗,不僅是好與壞的事實,更在于我們的內心,自信與自尊的博弈。

      當然,批評與質疑,也不在少數,但是十幾天下來,我們損失了什么嗎?似乎沒有。門真的開了,負面、批評與質疑的報道雖然并沒有結束,可更多的理解代替了誤解。奧運會,像一座橋梁,真的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蛟S,有的時候,從誤解開始,卻依然可以以理解結束,但前提是面對面,而不是背對背。一想也是,這個世界上,愛中國與恨中國的,可能都不是多數,大多數人需要更多的靠近與了解,才會在接下來選擇愛或恨。奧運是一個契機,我們應當有這個自信,中國,你只要靠近它,恨,就會遠離!所以,打開大門并更徹底地打開,沒什么壞處,最初的不適應過去,最后收獲的一定會更多。

      更何況,中國自身的民主進程正穩健地開始上路,中國的改革進入更深層次的攻堅階段,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詞匯,不是為了奧運而喊出的臨時口號,更是自身的需求。所以,一屆奧運會,讓我們經歷了顯微鏡般的透視。之后,你發現,原來這一切沒什么大不了,門開著,挺好!那么今天,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收獲當成一個放大鏡,去照一照我們自己的未來,透明的中國,會更自信更有魅力!

      媒體多了人性關懷少了金牌崇拜

      北京奧運閉幕的那一天上午,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幾位副團長去中央電視臺播出區致謝,在這條電視新聞播出中,也許人們聽到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總監江和平唯一的一句同期聲就是:“我們可真的沒有唯金牌論?!瘪R上畫面中就看到崔大林點頭稱是,并解釋中國體育代表團也是如此,畫面上的口型證明他正拿陳中舉例:如果唯金牌論,我們就不會接受改判的結果,因為只要我們不接受,結果就真的改不了!

      看到這樣的交流,真的可以很欣慰。終于到了告別唯金牌論的時候。當然,這或許有金牌已經望五十之后的輕松,假如金牌接連丟失,恐怕想不思念金牌也不行,但是,這種思念卻該是代表團的事兒,作為媒體,早該知道奧運的魅力不僅僅是勝利,還有過程,還有失敗,尤其是運動場上的人。

      也因此,在開賽前,當知道我和寧辛要負責直播杜麗爭首金的過程后,我專門給王義夫發了個短信,讓他放心,我這兒不會加壓,打出什么成績都接受,一定會更好地理解比賽理解隊員;并在開賽頭一天,去了一趟射擊館,輕松地跟隨王義夫轉了一圈。我希望能通過這樣的舉動,告訴王義夫:我們不會唯金牌論,媒體不會也不該成為一種壓力。

      我之所以這樣想并做,也是因為我和寧辛都忘不了八年前,在悉尼,我們拿首金的壓力與王義夫得到亞軍后遭受的質問,當然還有在澳大利亞沒有奪得首金只得到亞軍后,隊員的笑容與媒體的祝賀!

      是的,媒體不能再咬著金牌不放,而對銀牌和銅牌卻忽略不計,更不要說那些沒有走上領獎臺的運動員。

      在《全景奧運》開播前,我特意在黑板上寫下我們的理念:人、細節、故事、情感、戲劇化。并且專門設了奧運地理小板塊,用一個演播室里的地球儀,為一些體育實力不強但重在參與完成突破的國家插上五環旗。十五天的時間,我們說到了阿富汗、伊拉克、蒙古、蘇丹、博茨瓦納等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區,這里很少有金牌,但卻有一個又一個比金牌還要精彩的故事,我們看到的一小步,卻是人家整個國家的一大步。觀眾為此迅速和我們共鳴,最后這一塊兒也成了我們的《全景奧運》的一個亮點。

      甚至在我們主打的《封面故事》中,十五天的選擇,其中好幾期都與金牌無關,女排與女曲都成為過我們的故事主人公。這不是一種姿態,而是選擇的標準:我們只在乎故事的精彩以及對我們心靈的沖擊。

      其實,不只我們,這次奧運媒體報道,不管電視還是報紙,不管廣播還是網絡,金牌都不是唯一的選擇,否則,不會有丘索維金娜這樣與愛有關的故事,不會有為阿富汗姑娘捐跑鞋的新聞,還有那么多銀牌、銅牌和沒有登上領獎臺的選手故事,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讓媒體與公眾都更好地靠近了奧林匹克核心。

      當然,就該是這樣一種選擇,媒體并沒有多做什么,我們也只不過回到了常識之中。體育表面是競技,但歸根到底是人的故事,所有的數據和技術特點都會被忘記,可偉大的名字卻永遠留存。意識到這一點,并著力放大,并不晚,只是不知道,我們會不會一直堅持。

      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奧運歸奧運

      幾年前股市低迷時,人們就幻想著奧運行情;去年股市火爆時,人們用奧運行情來說明當時的指數還不算高;今年年初股市暴跌時,人們說奧運前就會好起來;奧運真來了的時候,人們才發現,股市一路狂跌,砸到最低點。原來,股市與奧運是兩回事兒,中國并沒為了面子問題而想辦法拉高股市。

      奧運行情就這樣,以極度深寒的姿態與讓人熱血沸騰的奧運共生共存,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倒是奧運一結束,股市才可能出現慢慢爬升的復蘇跡象。原來奧運行情就是反奧運行情,但又必須承認,這不算是壞事!

      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奧運的歸奧運,怎么說,都不是壞事。

      奧運中間,居然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由專家和官員來解讀后奧運的經濟走勢,人們擔心,奧運結束,中國經濟下滑。不過,既然經濟的歸經濟,或許這種擔心就不那么靠譜。

      奧運后經濟下滑,一般出現在中小國家,主辦城市在該國經濟中所占比例太大,所以之后下滑,但中國太大了,北京GDP只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左右,您說,這種影響能有多大?一些諸如夢一樣的概念,已經在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實體里,很難再扮演興風作浪的角色,中國的經濟,有自己的腳步。

      再來看政治,奧運開幕前,你聽到得太多看到得太多,政客們刺耳的語言,抵制北京奧運的聲音,干擾奧運的動作此起彼伏。然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八十多位外國領導人云集鳥巢,而且我要說的是:這并不是奧運開幕式的慣例。美國總統第一次到國外參加開幕式,日本首相也沒去過幾次,原來,我們得到的結果比別人還多得多,這就是中國的影響力,但反過來想,誰沒來,不也正常嗎?

      布什說:與中國談政治的時間有的是,現在是奧運時間。

      薩科齊說:我無法抵制人類的四分之一。

      是的,讓政治歸政治,而我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更寬厚地看待各種各樣的聲音,就像世界必須要接受一個不一樣的中國,我們也要習慣接受不太一樣的聲音與態度,這就叫磨合。所謂和諧,有時就是雙方妥協的結果,各讓半步就是和諧,當然,核心利益主權問題免談。畢竟,單贏的世界已經很難存在了,在讓別人別把奧運政治化的同時,咱自己也別把奧運用政治化解讀才最好!

      從此大事都當成小事,慢慢磨細節

      整整七年的時間,當奧運的主辦權花落北京,中國人就把2008,當成了百米終點的那一條線,你必須高速地奔跑,完美地撞線。是的,這一天來了,然而當你跑過終點,卻發現,這條線不意味著結束,而恰恰是個開始,是一條新的起跑線!這一瞬間,你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前方已在等待!

      五十一塊金牌,除了帶來內心的喜悅,它并不會帶來我們個體的健康,也并不會立即帶來更多人投身體育的熱情。說句實話,奧運金牌越拿越多,但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參加體育活動的時間與熱情,不僅沒有進步,似乎還有退步的跡象,孩子們更多的時間是在準備考試,而不是在跑道上奔跑。這不是喜劇,當過完了金牌第一的癮,我們該把注意力投放到全民健身上來,投身到幫助更多的人參與體育的熱情中,并把職業化聯賽和青少年人才的培養體系真正抓好,對于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體育項目要格外用心!這些加在一起,才是未來中國體育進步的基礎。

      這七年,奧運一直是一件最大的事,壓在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頭,如今,它已完美落幕,一時間的失落與茫然過后,該是為自己加油把所有小事兒慢慢做好的時候了。今后再無大事兒,并不是沒有大事等著我們,而是過了奧運這一關,我們都可以更心平氣和地面對一切的事兒。粗線條奔跑的中國,將更加細心地安靜下來,更專注地做好自己的事,把一切都從小處做起,從細節做起。奧運是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成人禮,它恰恰與改革三十年奇妙地重合,我們該長大了!

      近幾年,我一直是衛生部“健康激勵計劃”的健康知識傳播宣傳員,這是我為2010年主題“吃動平衡,走向健康”拍的宣傳海報?,F在的中國人,很多在年輕時用命換錢,希望歲數大了能用錢買命,可惜,往往晚了。其實,健康才是真正屬于自己的最大財富,儲蓄健康比一味儲蓄金錢更實惠。您應當每天提醒自己:邁開腿,管住嘴,讓自己走向健康。

      奧運會不是麻藥,也不是致幻劑,它帶不走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所有的煩惱,也帶不走前進中的中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接下來,中國經濟如何在通脹和增速中找到平衡?聲音更加多元,我們又如何更加理性?這個世界,并不都是善意的面孔和理解的笑容,我們又該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其實,我們還都沒有答案!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的是,在奧運會的圣火中,有一種超越了國界超越了勝負的夢想,雖然人類一直沒有真正地實現過它,可是我們正一步一步努力地靠近它。圣火熄滅了,也就意味著從此它燃燒在我們的心里,把圣火當一個提醒,去照亮我們未來的路吧!

      又過了兩年,再回頭看以上的文字,看得到當時非常樂觀的跡象。其實,之所以樂觀,不如說是用樂觀來表達一種期待,一種對再一次變革和進步的期待。

      而今天,冷靜下來更知道,樂觀也許沒錯,但把現實變得真正樂觀,卻需要時間、耐心甚至反復。提到8月8日,我們都會想到北京奧運,然而2009年的8月8日,臺灣“八·八”風災損失巨大;2010年的8月8日,甘肅舟曲發生泥石流災情,傷亡人數也很多。同樣的8月8日,留給我們的卻是快樂與悲傷的不同表情。這就是一個提醒:奧運只是我們記憶中的一部分,它并不代表著一切。中國太大了,我們既有奧運的成功,也有著前行中的很多打擊,我們還在堅持的路上。

      有的時候,前進一步后退半步,甚至處于后退半步的進程中,也不必沮喪,因為總體趨勢是向前的;當然,如果時代的進程是前進半步后退一步,即使處于前進的半步中,也不值得慶幸,因為總體趨勢是倒退的。對于中國的進程,我們必須相信是前者。

      北京奧運落幕后沒多久,金融危機席卷了全世界,在這個背景下,有一天,接到了一個短信,內容是一個搞笑的段子。

      由于火炬傳遞中同為第一車火炬手的緣分,我們其中的幾位在之后的每年夏天都聚會一次,這是2010年,韓美林老師、楊利偉、姚明、常昊和我相聚在韓美林藝術館的福娃與火炬展區。雖然火炬傳遞只是幾分鐘的路程,由此結下的友誼卻可能長達一生。

      “由于遭受金融危機,英國倫敦已無力推進2012年奧運會的準備進程,國際奧委會經過慎重考慮,昨天在瑞士宣布:由于北京奧運的巨大成功和倫敦奧運的準備不力,國際奧委會決定,下一屆奧運由北京繼續辦!聽到這個消息,北京的警察、志愿者和很多市民都哭了!”

      這是一個惡搞的幽默,然而很多人看了都會心一笑,這一笑不是認同或抱怨,而是一種成長與成熟。經過了北京奧運的中國人,已經告別表面的榮耀,做好自己的事,讓自己快樂并進步,才最好!

    08十年“球事兒”

      2010年7月,南非,章魚保羅和西班牙奪得冠軍

      在目前的世界上,沒有中國參加還能稱其為“大事兒”的不多,但面對南非世界杯,中國足球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然而讓人奇怪的是:世界杯浪潮,居然在中國越發火熱,原因無法探明。有人說,越得不到的,越覺得可愛;有人說,商家與媒體聯手造局,讓你無法置身事外;還有人說,轉型期的中國人,太累太苦,世界杯是個釋放的場所,所以,世界杯不是四年一次的賽事,而是心靈重負的解藥,哪有不吃的道理……

      不管怎么說,南非世界杯已經像是在中國辦的,更何況有人認為,由于中國足球隊沒去,所以維持了世界杯的水準,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因為沒了主隊的負擔,各自挑選了喜歡的球隊當主隊,過了一個月黑白顛倒的瘋狂日子。

      對我更是如此。一個多月的世界杯,所有的直播比賽,只有一場沒看,甚至連小組賽第三輪,兩場同時開踢,我也往往是遙控器來回轉換,不愿錯過任何懸念。

      在家中,這屆世界杯有了新的故事。對于小名叫巴蒂的兒子來說,十三歲的他,終于開始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似乎遺傳,他也成了阿根廷球迷,第一場阿根廷的小組賽,就是我們倆共同穿著阿根廷球衣看的。然后,他就身陷其中,當阿根廷接連勝利時,他幾乎天天穿著阿根廷隊服過日子。于是,有一天,我小小地打擊了他一下:“你如果真喜歡一支球隊,不僅要面對它的勝利,有一天也要準備面對它的失??!”

      又過了一些日子,阿根廷輸了,那一天,兒子哭了。這是他第一次因足球而落淚。于是,我明白,從此足球將陪伴他一生,如同每一代球迷一樣;世界杯是球迷的另一個出生日,對于兒子這一代人來說,南非是開始。

      在賽前和剛開始,我一直認為,南非世界杯上,曼德拉和馬拉多納會成為最閃亮的名字,但讓人想不到的是,后半程,章魚保羅異軍突起,搶了所有人的戲。很多年之后,當人們想起南非世界杯,首先就是西班牙和章魚保羅,然后才是馬拉多納、勒夫、嗚嗚祖拉、鄭大世的眼淚以及法國隊的內訌。

      面對章魚保羅,我終于看到了貝利的委屈和不易。人算不如天算,貝利代表人,猜對了才怪;而章魚代表天,屢屢闖關便成為傳奇。當然,誰都知道,章魚的神奇背后,注定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可日子已經過度平庸,何不故意留下幾個傳奇調一調口味呢?

      也許有人會感嘆:世界杯越來越不好看了,沒錯!然而這可能就是以后的世界杯之路,各國好像更重視,更何況世界杯四年一次,一共最多七場比賽,贏是硬道理,輸就要回家,所以好看已不重要。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證,美麗是美麗者的墓志銘。誰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沒什么好抱怨的,欣賞它就是了。

      南非世界杯之后,球迷的心,因世界杯結束而正感覺空落落的時候,中國足協有要員喊出中國要辦世界杯的口號,似乎給了中國球迷一個念想:反正有了南非作為東道主小組賽未出線的先例,中國主辦世界杯也就沒什么心理障礙了!

      可實際上,中國辦不辦世界杯,真不是中國足協說了算的,恐怕體育總局說了也不算,它需要更大的決心。但我個人希望中國主辦世界杯的理由只有一個——無論奧運會,還是世博會,或者亞運會,雖也有個別城市參與協辦,可真正的東道主都被北京、上海、廣州這一個又一個發達的城市所獨占,假如舉辦世界杯的話,八到十二個主辦城市,也就意味著四川、新疆、內蒙、吉林、云南等等地區都有可能平等參與其中,那才叫中國人的盛事,那才叫中國人的節日。中國,到了追求平等歡樂的時刻,世界杯蘊藏著這樣的可能。

      最快,那也是十幾年后的事情啦,只不過,好飯不怕晚!

      2001年10月,中國足球居然沖進了世界杯

      2002年的世界杯在亞洲辦,韓國、日本自動入圍,對于一直夢想進入世界杯的中國隊來說,機會千載難逢。于是,中國足球大興土木,又改聯賽賽程又多多練兵,尤其重要的是,閻世鐸請來了米盧。

      過程中有些人對米盧不感冒,倒米盧,我卻是挺米盧,一篇又一篇挺米盧的文章都白紙黑字地在那兒留著。我提出了一個觀點:米盧不是正統醫生,而是江湖游醫,專治各種疑難雜癥。對于中國足球來說,快上轎了,再練童子功顯然來不及,讓米盧這個江湖游醫治治疑難雜癥最好,也許偏方治大病。

      中國隊假如訓練時擁有百分之百的水平,一打比賽,各種病都犯,也就打出個百分之五六十的水準,于是,黑色三分鐘兵敗哪哪哪都來了??擅妆R看準了這病根,上了些快樂足球的偏方,再加上老江湖明白如何出線又有過硬的臨場指揮能力;更重要的是,抽簽漂亮而韓日又不參與,于是水到渠成。2001年10月7日,沈陽的五里河體育場成了福地,后來被媒體稱為帶頭大哥的于根偉成了中國足球的福人,中國隊居然在閻世鐸任期內進了世界杯。于是,沖進了這一年中國三件大喜事的行列之中:奧運會進了北京,中國進了WTO,中國足球進了世界杯。

      申奧成功,我在莫斯科,沒混進北京游行的車河;這一次,我可不打算錯過,于根偉進球后不久,我就帶著四歲多的兒子,開車沖向了長安街。

      那一夜的北京,又是一次被允許的混亂與無秩序。我從家到公主墳,十幾公里開了不到二十分鐘,而從公主墳到禮士路,再到長安街上這幾公里的路,卻開了一個多小時,不是堵,而是根本不走。也不知興奮的人們在哪兒找來那么多道具,又是吹又是鳴,車窗與天窗里探出的都是人頭,都帶著笑得走了形的表情。有球迷走過來:白哥,合個影!沒有拒絕的道理。中國足球今天結婚娶媳婦,哪能說“不”給人添堵??!

      與建宏、段暄相識多年,是同事更是“球友”,現在依然差不多每周都一起踢。也許是為了踢球方便,我們仨住成了鄰居,以便更好地相互防止“偷懶”;現在兒子和建宏的孩子也踢到了一塊兒。對于男人來說,球場上結下的情義無比牢靠。

      這種狂喜真讓人激動,也特讓人理解。一來過去中國足球從不給咱提供這機會,大家憋得太久,一爆發準猛;二來大家不說,但估計心里有譜,再等下一次,不知道啥時候,所以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出線”空對月。一把一利索,趕緊把快樂買單。

      興奮勁兒慢慢消退,樂觀勁兒又上來了。過了幾個月,抽簽,與巴西、土耳其、哥斯達黎加抽到一組,一大群人樂觀,說出線有戲。我在《足球》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得罪人,說沒戲,小組無法出線。后來,咱這一組出一冠軍一第三名。我沒弄明白,為什么好多專家把土耳其當弱隊,估計出線那天晚上,慶祝得太猛,把腦子傷了。

      寫完一篇沒太過癮,又在《足球》報寫了一篇悲歌類型的,說中國足球將在2002年世界杯后步入低谷,因為夢一圓,動力一松勁,其他問題該暴露出來。

      寫這些,不是有啥先見之明,而是只要不被偶爾的勝利沖昏頭腦都能做到。中國足球,咱自己的孩子,啥氣質啥毛病咱應當清楚。

      不過,我還是懷念長安街那一個多小時的狂歡,不爭氣的孩子居然給過我們一個那么爭氣的夜晚。

      2002年世界杯,我的青春隨巴蒂的淚水而結束

      2002年的世界杯拉開大幕,由于比賽在亞洲進行,終于看比賽沒了時差,于是,過去半夜爬起來看球的鐵桿球迷被新加入的各種球迷包圍,一屆全民皆參與的世界杯開始了。

      我承認,對于中國足球隊來說,參加世界杯本身可不如世界杯外圍賽時精彩、刺激,上來就被哥斯達黎加給打回了原形,接下來與巴西交手,收視率創有史以來最高,超過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說,一個下午時間,居然全中國人民,五個里就有一個在看中國對巴西,當然,五百個人里面也沒有一個認為中國隊能贏,但不可不看,要收藏一份記憶。據說,中央高層開會,也為此中止,領導都成了球迷。

      在中國隊的比賽之外,最讓我牽腸掛肚的就是阿根廷隊的命運。值得中國球迷自我安慰的是,起碼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隊的命運和法國隊的命運,都和中國隊一樣,小組之后就打道回府,法國隊與中國隊更相似,一場未勝一球未進。人家可是上屆冠軍。

      阿根廷隊的開局不錯,巴蒂的進球,讓阿根廷首戰10拿下尼日利亞,但次戰英格蘭,歐文的疑似假摔,讓阿根廷輸掉比賽,并把自己逼到了絕路之上。

      世界杯就是世界各地球迷的大舞臺??催@六個墨西哥球迷,每個人在衣服上負責一個字母,加在一起,構成了墨西哥的國名,絕對自得其樂。而到了賽場上,這包裝,也容易讓攝像機找到他們,然后,在全世界球迷面前,露一小臉。

      對于一個球迷來說,你喜歡上一支球隊,就要做好各種各樣的準備。尤其對于阿根廷這樣一支神經質類型的隊伍來說,更是如此。然而,話是這么說,我真沒有想過它會小組出不了線,但2002年這一回,小組賽第三場比賽之前,我已經預感不好,想到三十三歲的巴蒂,我必須做好告別的準備。

      以往的世界杯比賽,大多和朋友們一起看,可阿根廷對瑞典這一場,我選擇了孤獨地守候。那是北京一個艷陽高照的午后,我早早帶著四歲多的兒子回到家中,兒子不管這一切,于是我一個人打開電視,一個人看到瑞典人用一個任意球領先,然后一個人不忍再看,一個人來到寂靜無聲的小區院內,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向自己青春告別的午后,引子,僅僅是一場球。

      其實又不僅僅是一場球。

      我因為喜歡馬拉多納而狂熱地喜歡上了阿根廷足球隊,現在喜歡著梅西以及阿根廷籍的所有球員,但是,他們都和巴蒂斯圖塔在我心中的位置不同。巴蒂小我半歲,我們同齡,因此看著他邊踢球邊成長的同時,我也同樣如此。漫長的十幾年時光,因足球而在屏幕上結緣,贏球時喜,輸球時悲,在他2001年意甲奪冠時我欣喜若狂,到這次世界杯之前的巨大期待,沒想到,他已經三十三,自己三十四,終于到了一個告別的時刻。

      那一個下午,由不安到悲傷到絕望再到淡然后放下,五味雜陳,算計著比賽快結束,雖然直覺告訴我,結束了,不會有奇跡,可還是溜回屋里,在沒關的電視上看到果真沒奇跡,也看到屏幕上的巴蒂淚流滿面。

      我又走出了房間,回到了陽光溫暖的小區院里。我早就關了手機,因為,人生中總有一些事情一些告別,是需要一個人來面對的。

      我坐在小區的石凳上,仿佛什么都想了,又仿佛什么都沒想,兒子小巴蒂在我前后左右歡樂地嬉戲著。足球場上的巴蒂正在承受痛苦,生活中的小巴蒂只有快樂;足球場上的巴蒂在一系列輝煌之中不可阻擋地老去,而生活中的小巴蒂卻剛剛步入成長。也許,不經歷輝煌才不會痛苦,不擁有回憶才擁有未來。

      我突然在心里酸楚地笑了,老了的不只是巴蒂,還有我們自己。歲月在足球場上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當我們只顧著尋找巴蒂長發中老去的痕跡時,卻完全忘了自己。這一場比賽讓我意識到這一點,謝謝你巴蒂,謝謝你和我們一起成長,我們的青春都已遠去,你很快也會和我一樣,成為足球的看客。不過,這沒什么關系,孩子們正慢慢地成長,他們會擁有我們所期望的快樂??此麄兊牧?。

      當然不會有哭泣,“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是女人面對阿根廷時的堅強,男人更該如此。長發的從草原來的男人,可以被戰勝,可以無言地憂郁,卻沒有哭泣的權利。馬拉多納可以,因為他一個人可以制造阿根廷的輝煌,但我們都是凡夫俗子,所以我們不可以。

      從傷痛到堅強,我們還需要時間自我拯救,只不過在這段時間里,我突然開始反問自己,把快樂寄托到別人身上,傷痛自然難免,可在這功利的時代里,自己就靠得住嗎?

      就像世界杯不會因為哪支隊伍離開而停止,生活也將在足球過后一如往昔。原本因為生活的沉悶而逃離到足球場上,卻一次次發現,足球甚至比現實還殘酷。我突然有些無能為力甚至困惑,幸福是什么?永遠有多遠?投入有多深,傷痛就有多深,從此我們還相信什么?當虛幻的世界和現實合二為一,哪里是我們的避難所?

      晚些時候,我不得不打開手機,慶幸的是,第一個電話來自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我們都出生于邊疆的小城,走過青春的快樂之后,大家為人夫為人父,從此為生活奔忙?,F在的他,在深圳已拼爭多年,生活正越來越溫柔地對待他,我為他高興。

      只不過當天,我們一起面對悲傷。

      在意大利世界杯那個夏季,我們倆還有另外一個好朋友正流浪北京,我們都是阿迷,偏偏那個夜晚阿根廷要迎戰前蘇聯,輸了也得回家。不幸的是,這樣的關鍵比賽,我們還找不到看電視的地方,于是午夜時分,我們湊錢走進一個極小的招待所,快樂地在小小的黑白電視里看著阿根廷取勝并走出沼澤。

      當我們天各一方,都有電視看了,阿根廷卻輸了。奇怪的是,幾乎在同一時間,我們一起在比賽沒結束時,離開了電視。

      都在為生活奔波,足球依然是最好的朋友,多年不見,一場失敗讓彼此思念,也許真該停下一段奔波的腳步,幾個童年的好友回家鄉聚上一聚,梳理一下青春和歲月的紋路,然后彼此嘲笑:我們老了。

      2006年,健翔世界杯上一聲吼,回憶跟著抖三抖

      2006年德國世界杯之前很久,我接到命令,去德國參加世界杯報道。

      世界杯是全臺的大動作,跨中心抽人支援的情況卻并不太多,但其實,四年前的韓日世界杯,我就被抽調了一次,與劉建宏、黃健翔共同制造紅白黃三色的《三味聊齋》。

      那可能是中央臺歷史上用時最短打造出的品牌,僅僅幾期節目之后,收視率就翻了N倍。想想也正常,《三味聊齋》的制作過程極其寬松自由,一次錄三四期,每期半個小時,錄到三十二三分鐘時打住,簡單一編就播出。后來很多話題,都是到了演播現場敲定的。也許有人會說,這也太隨便了吧。其實,不是隨便,相關的信息以及二十多年的看球與聊球踢球的歷史,早已是種深厚的積累。反而難得的是錄制節目的寬松自由環境,它讓創意出現了,讓放松的氛圍出現了,真正起到了陪著球迷等世界杯的作用,被關注也就在所難免。記得現在的一位中央領導,當時還是一省之長,在2002年底碰到我,還對我說:“《三味聊齋》不錯,我總看,啥時候有空和你們仨聊聊?!憋@然,他是一位如假包換的足球迷。

      這是《三味聊齋》時的三味飯局,干電視的最討厭盒飯,因為天天要與它打交道,可吃盒飯的時候又充滿快樂。同時,接下來的節目話題,可能就是吃盒飯時定的。還有一點,黑白照片上看不出來,三個人做節目時穿得如此艷麗并不多見。

      這是德國世界杯時賽場內的評論員席。一米多見方的面積,兩臺監視器,一臺電腦,還有自己的筆記本,加上和家里聯絡的耳機;既要時刻觀察現場情形,又經常聽不到自己說話,于是,一心三用,眼觀六路,接受電視機前各路球迷們的指指點點……

      到了2006年,我們仨又聚到一起,又開張了《三味聊齋》,反響依然不錯,更何況我們哥兒仨在生活與工作中已形成一種合作的默契。同一年出生,都愛球踢球,經歷相當,節目自然好做。當時還想,每屆世界杯之前都“三味聊齋”一下,做到老?沒想到,計劃沒有變化快,變化沒有電話快,變故出現了。

      德國世界杯期間,我與劉建宏,是在慕尼黑的總部,雖然也要出去采訪出去做節目,但幾乎天天都要回到慕尼黑與大部隊會合,工作中的很多挑戰與麻煩都容易化解??山∠枧c段暄們就艱難,各帶著一個小組,在德國其他的賽場打游擊,有壓力有想法時,都難有人陪著化解或釋放。

      意大利打澳大利亞那場比賽,我和建宏是在總部看的上半場,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甚至有些沉悶。中場休息,我們出發,去拜訪中國駐慕尼黑的領事館,感謝世界杯期間對我們電視工作的關照。晚餐開始,酒杯剛端,我們的領導手機響了,接下來臉色就變了,一會兒放下手機,沉沉地說了一句:“出事了,健翔的解說出了問題!”

      弄清緣由,我們也知道不妥,意大利高興了,澳大利亞怎么辦?巧的是,第二天,澳大利亞總理訪華。

      雖已無酒興,可過了一會兒我和建宏還是端杯敬領導,只為一件事,別處理黃健翔,改了就好。

      在德國的主管領導李挺與在北京的孫玉勝,都是我在新聞中心的老領導,他們一方面抓緊解決事情平息爭議,另一方面,為健翔的前途考慮,爭取處理事盡量不處理人。

      我也從中做說服工作,最后健翔同意道歉,張斌在北京替他完成了道歉,事情初步平息,接下來想辦法讓健翔復出。

      健翔的解說停了幾場,不過最好的結果是哪兒跌倒就在哪兒爬起來,如果錯過了世界杯再恢復解說,對健翔的打擊太大。后來我們出了一個主意,我和另一位領導去陪著健翔復出,身邊有人,會讓很多方面都放心,后來,這個意見被采納。

      我和體育中心副主任周經坐了多個小時的火車從慕尼黑趕到柏林,在那里,黃健翔解說德國隊對阿根廷隊八進四的比賽,算復出之戰。我們在現場沒有多說什么,健翔也明白,那場比賽他解說得很好。比賽一結束,我和周經主任火速趕往火車站,連夜回到慕尼黑。其實,那一路上,我的情感可謂“痛并快樂著”。痛的是,親眼見證阿根廷隊點球出局;快樂的是,健翔度過一關。在火車上我給他發了一個短信:我輸了,你贏了!

      后來,一切正常,再后來,回到北京,我突然在一天傍晚收到體育中心一個哥們兒的電話:“健翔要走,勸勸他吧!”

      我自然不愿意他走,在電話里也對健翔說了我該說的,但是,大家不小了,作任何決定都正常,都該祝他一路順風。只是我會有些可惜,因為很多個午夜時分,都依然想再聽聽他老兄的解說。

      不在一個臺了,并沒有結束什么,我們每周都有一次踢球的聚會,場上的默契依然如昨。人到中年,各有各的喜悅與煩惱,無論在哪里,都有著自己的順與不順,不過有一點與過去一樣,每當有重要的國際或國內賽事,大家都會熱議半天,仿佛《三味聊齋》重現。其實,沒什么決定是對的或是錯的,只要選擇后去面對去付出,并讓生活充滿味道就好。

      可是有一幕,怎么也忘不掉。很多年前,一切風平浪靜時,建宏、段暄我們一群人在健翔家里聚會,門外狗與孩子們玩耍,旁邊是夫人們的家長里短,這邊是我們酒過三巡后以球為主的談天說地。日子安靜愉悅,快樂仿佛定格,然而,這一幕終成回憶,或許難以再來。但我總相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誰能說得清呢!酒桌上的聚會,容易,甚至沒準兒哪一天,《三味聊齋》又是紅黃白開張呢!到時候,我們一定提前通知你,歡迎捧場!

      三十八歲的最佳射手,是我那一年的最高成就

      在我剛剛看球的八十年代初,社會上流傳著天津球星左樹聲的一句話:“是男人就該踢球!”在那個尋找高倉健的歲月,左樹聲的這句話很有男子氣,估計也有不少孩子正是被這句話感召進了球場,不像現在這樣,讓孩子踢球成了家長們不愿作的決定。

      不過,那時候想踢球,可不是為出名掙錢,而是為了健康、性格,更為了快樂!我開始踢球并不是因為這句或那句什么偉大的話語,而是哥哥與他周圍的同學經常一起踢球,自己就自然而然地與球場結緣。從十來歲到現在,我沒打過籃球、排球,一心一意與足球為伍。

      上大學后更是變本加厲,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廣播學院新聞系足球專業畢業的。最高紀錄是一天踢過七個多小時的足球,這其中,兩次成為“廣院杯”上進球最多的球員,甚至畢業時,我們球隊成員都是以球場為背景,照了眾多的畢業紀念照。

      畢業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這個愛好沒有終止,還迅速因此找到同好。我進臺三年之后,以聯賽最佳射手的身份,奪得中央電臺有史以來第一個廣播電影電視部(現廣電總局)內部聯賽的冠軍。記得那一屆比賽,我們第一場遭遇的就是中央電視臺隊,結果我們以6:3大勝對手,我一個人進了五個球,并制造了一個點球,由隊友罰進。有趣的是,當時中央電視臺隊的守門員是我大學時的同學兼球友畢福劍。經歷了這樣的打擊,他之后依然繼續守門,讓我看到了他強大的自信心。

      我身后是2006年德國隊主教練克林斯曼的父母開的面包房,生意極好。那些光顧的客人告訴我,他們喜歡這里,不是因為克林斯曼,而是這里的面包真的很好吃。同時我注意到,克帥的父母看兒子的世界杯比賽,只是在一臺十四寸的小電視上。

      那一年我二十四歲,足球這個愛好,不僅讓我擁有球場上的快樂,更重要的是,進入一個大的電臺之后,迅速地以球會友,結識了一群踢球的同齡人。這種球場上結下的情義無比牢靠,在大學時的球友如此,在中央電臺的球友同樣如此?,F如今,不管怎么忙,我們一年都要聚幾回,幾乎每一次,都會聊起那一屆的冠軍和平常踢球時的趣事以及對兩位早逝隊友的懷念。用我們的話說,我們活著,他們就活著,活在我們的思念和談論中。

      得到廣電部冠軍的那一年之后,我調到中央電視臺,雖然與電視臺的球友也常在球場上配合,但我再也沒有加入電視臺的球隊,因為我無法接受,將以對手的身份,與過去中央電臺的球隊相遇爭斗或進球,因為在電臺球隊中的日子,是我永遠美好的回憶,并打算純潔地保留始終。

      我當上了球隊隊長,此時正升國旗奏國歌。顯然,這是場很正規的業余比賽,“正規”主要體現在賽前熱身活動和出場儀式上。比賽目的也很單純,估計又捐出了一兩所希望小學。這支隊伍中有不少熟臉,比如張斌和小崔,只是這兩年他們不怎么踢了!

      然而足球卻未丟下,在我們新聞評論部,有一支我們幾個人最初建起的球隊,到現在已堅持十多年。過去的歲月里,我們在全國許多城市打過公益比賽,捐建了多所“東方時空”希望小學。公益比賽時,會有很多體育明星臨時加盟,比如古廣明、劉利福、鄒振先、董炯、陶偉、宮磊、林強、楊朝暉等。這陣容讓我們比賽的觀眾人數有時會超過甲A中超,沒想到,踢球又成了做公益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由于一直堅持比賽訓練,我們評論部這支球隊水平還可以,雖然年紀都不小,平均三十到四十,但戰斗力很強。中央電視臺內部,每一兩年都有一個內部的聯賽,以各個中心為單位,決出冠軍,可由于管理上曾經同中國足協一樣混亂不力,很多參加內部聯賽的球隊外援太多,導致我們這支沒外援的純新聞中心隊一直沒有奪過冠軍。

      2006年機會來了,聯賽進行嚴格的身份調查,沒在人事中心備案以及沒工作證的不許上場,結果我以隊長的身份與隊友六戰全勝,經小組賽半決賽決賽,以進二十三球僅失四球的絕對優勢為新聞中心奪得有史以來第一個央視聯賽冠軍。我踢了五場,打進九球,尤其決賽,三個進球全部由我包辦,成為中央電視臺內部聯賽有史以來進球最多年齡最大的“最佳射手”,這可是對手絕對不會照顧你的比賽。

      記得決賽還剩十幾分鐘的時候,我不得不下場,因為當天晚上在八達嶺長城舉行殘奧會吉祥物的揭曉晚會,我要主持。驅車幾十公里到那里,主持完畢,又驅車幾十公里回城,隊友們的慶功酒席還沒散,我一進屋,桌子的中央擺著屬于我的“最佳射手”獎杯,周圍是和我進球數相同的九杯啤酒,我只好一次性地全部干掉。這一年,我三十八歲,這個冠軍也自然讓我難忘。記得那年年底有記者采訪我:這一年什么事最難忘?我的回答不是國家大事,而是足球場上的冠軍。它在告訴我自己也提示著別人:我們的身體比我們想象的更有潛力,你有規律地激活它,它就會回報你。

      當然,不服老又不行,我球場上的滑鐵盧也不少。2007年秋天,我與夢舟足球隊在球場上與對手比賽,由于場地不平加之年齡與體重增長后肌肉力量有所不足,在一次高速過人時,踩到一個坑里,“咔嚓”一聲,我知道,骨折了。隨后在北醫三院接受了手術,兩個多月之后才取出鋼釘。

      我取釘時,前腳離開北醫三院的病房,女足隊員馬曉旭后腳進去。別人跟我開玩笑:踢球不專業,可傷卻絕對專業。同學給我發來一短信:這年紀還能在球場上骨折,羨慕!

      這就是骨折手術三天后被抬回演播室做節目的場景。這次手術,也讓我充分體會到社會上無障礙設施的缺乏,我坐著輪椅,卻時常被一個10cm高的坎兒給擋在外面。行動自由時很難理解殘疾人的苦,我們要改變的東西有很多!

      不過,手術也不能耽誤工作。手術三天之后就被抬到演播室錄節目,十天后,主持十七大開幕式和相關專題。兩個月內,一直進行艱苦的術后康復訓練,現在回想,這兩個月,卻成為我這幾年最快樂的時光。因為生活的單純,回到生命本身一天比一天進步的快樂中,所以有時很難說清福與禍的關系。

      手術后不到半年,又回到球場,現在依然每周一到兩次強度不小的訓練與比賽。教練兼隊友有時是李維淼、高峰、陶偉、江津這些前國腳們,而自己也真的在歲數增長后,開始逐漸明白了球該怎么踢。雖然體力下降了,但足球卻給了自己更大的樂趣。

      那一天,我們集體給在球場上依然生龍活虎的李維淼指導過六十歲生日,隊友們感慨地期待:都打算踢到五六十歲。

      不厭其煩地寫下以上這些與自己踢球有關的瑣事,實在是想告訴更多的人,可別只當電視機前的足球迷,足球場才是球迷更大的舞臺。踢得好壞不重要,關鍵在于自由并單純的奔跑,以及與朋友們的配合與分擔。我一直記得前國家女足守門員高紅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每次訓練,都會早去一會兒,趴在草地上聞一聞那草香,真正享受足球與生命給自己的快樂!”

      平日里,大家習慣了打開電視看球,關了電視罵娘。其實,國家隊也好,國外的聯賽也好,只不過是每一個球迷足球生活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還是在于自己的揮汗如雨。真希望家長還能趕著孩子上球場,不為什么功利的目的,而是:人生,怎么可以不在球場上自由地奔跑?

      2010年2月,中國男子足球隊3:0滅了一回韓

      那一天,我在辦公室,準備晚上九點半的《新聞1+1》直播,話題很硬: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在與未來。

      突然想起中國足球隊還在日本與韓國對陣,雖沒抱什么希望,還是打開電視機,中央臺由于某種因素,曾想轉播最后未成。轉到北京臺,雙方激戰正酣,再一看比分,我有些不適應,2:0,中國隊領先?以為自己花眼提前了,湊近一看,真是2:0,而且打開的那一瞬間,剛進了第二個球,慢動作正一遍遍地放,挺漂亮。韓國的守門員,是一次又一次見證中國隊逢韓不勝的李云在,這一次,輪到他臉色難看,像世界末日。

      不過還是沒敢驚喜,正如直播主持人隨后的一句話:“這是中國隊嗎?”我們都笑了。

      進入下半時,解說員又一句經典:“還有四十五分鐘,假如韓國隊打出真正的水平,會不會中國也和過去一樣真實起來?”我們又樂了,又說中了我們的擔心。

      不一會兒,中國隊又進了第三個球,一個絕對的“世界波”。不敢相信中國隊能贏的想法動搖了,可比賽還有不少時間,身邊的人都談起了黑色三分鐘或九分鐘什么的。

      快結束了,解說員來了一句:“現場的中國球迷的確是在喊中國隊加油,而以前這個時候,一般喊的是‘下課’!”這是事實,我們只好又跟著樂了一回,這一次,一直樂到了終場,中國隊結束了A級國際比賽當中逢韓國不勝的三十二年歷史。

      這個時候離我們晚上直播還有一個多小時,我給主任打了一個電話,希望當晚《新聞1+1》換話題,評論三十二年恐韓癥被攻克,很快,主任同意了。

      之所以要更換這個話題,一來3:0擊敗韓國隊是足球領域少見的新聞,二來,中央臺沒直播這場比賽,我們應當有所彌補,第三,絕不是3:0就值得大說特說,而是在一槍接著一槍的足壇打假掃賭背景下,并且是在南勇與楊一民都落網的背景下,這場勝利就格外地有滋有味,意味深長。

      不到一個小時準備,對于一個近三十分鐘的節目來說,太緊了,不過我有信心,迅速幫主持人設計好結構與問題。這個話題,我必須多做一些工作。誰讓這二三十年里,中國隊有多衰,我們就有多受傷、多痛苦,一場場血淚史把我們變成了足球方面記憶的專家。

      我們坐到了演播室,還有十幾分鐘節目開始。突然接到指令,這個話題免談,恢復原來的選題。OK,沒問題,原來的選題準備了一下午,恢復起來容易。新的話題被終止,談不上失望,習慣了。只不過,少了一份快速評論的驚喜。

      其實如果真的操作這個選題,我并沒有打算立即忘記過去而開始為中國足球“歌功頌德”,恰恰相反,誰家過年不吃一頓餃子?只不過,過去三十二年就是韓國隊頓頓吃餃子,這一次咱也吃上了,不是這場勝利有什么不正常,反而是過去三十二年太不正常。贏一回太正常不過,沒必要大呼小叫,再加上中國隊輸得多了,反而把心態輸成平常心了。韓國隊贏多了,反而包袱就越來越重。更何況,韓國隊正備戰世界杯,大將又都未歸,輸一場也正常;而中國隊,正處于大亂而大治的敏感時期,勝利,能拯救自己,生存的本能也讓戰斗力增強。

      不過,這場勝利卻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如果我們能抵抗住很多誘惑,單純地專注于足球本身,我們還是能把足球踢好的。對外純潔環境,對內純潔內心,中國足球才有希望。但起碼需要五到十年的時間,并且注意力還真不全在國家隊身上,而是聯賽與青少年。

      至于贏一場韓國,千萬別太激動,而且把其實也很委屈的中央5又暴罵一頓。過去日子里,中國足球好一天壞兩天的個性讓我們沒少跟著受罪,所以,驚喜時刻可以留點兒分寸。

      果真,沒隔多久,中國足球俱樂部在亞冠賽場上又輸給韓國一個0:8,0:8對3:0,又虧了。

      惡搞中國足球,咋就成了一種時尚?

      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惡搞中國足球蔚然成風,或許是中國球迷飽受多年的折磨之后,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當痛苦成為不可避免的家常便飯,我們為什么不能用幽默搞笑來化解這種痛苦?于是,中國足球幾乎成了制造“笑”果時最好的一種武器。

      記得有一次,在吉林大學演講,主題很嚴肅,關于中國走向世界,之后的提問階段,一片嚴肅問題當中,突然一同學站起來問了一個關于中國足球隊的問題,沒想到,這個問題剛問完,我還沒答,全場爆發哄堂大笑。

      面對這場景,我苦笑著說:“怎么一說中國足球,比小沈陽還有效果?”

      第二天,媒體登出文章,標題是:白巖松說“中國足球比小沈陽還搞笑”。

      又隔一天,有很多人對這句話表達憤怒:“這是對小沈陽的侮辱!”

      我沒處去為自己辯解,娛樂與故意誤解已成為一種“主流”,這個時候,自己也要學會輕松,否則,中國足球就更不好玩了。

      奧運會上,中國國奧隊以少林武術的動作參與“表演”,最后被小組淘汰,當晚我在《全景奧運》的直播中說:“開賽以來,中國軍團奪牌無數,為了不影響大家看奧運的心情,中國男子足球國奧隊決定提前退出……”

      這句話說完一個小時內,幾千條網上留言夸我,認為我評價準確??伤麄儾恢?,我看完國奧比賽之后,內心會有多痛苦。

      不過,與球迷們的惡搞比起來,我這些話簡直是小兒科。國奧出局沒兩天,根據《北京歡迎你》改編的中國足球版就開始瘋狂地流行,只不過演變成:我家大門常打開,要進幾個隨你……

      這些年來,與中國足球有關的惡搞短信、歌曲、段子層出不窮,從另一個側面,豐富了百姓的生活。不能不說,中國足球是以這樣一種惡搞后深入人心的方式,證明了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在中國的位置。

      韓國0:3輸給中國那年的除夕夜,我接到很多內容一致的短信:中國足球隊都能3:0勝韓國,生活中還有什么奇跡不能發生?

      這讓我想起前兩年的一個拜年短信。

      一個善良的中國人被上帝喜歡上了,上帝對這個中國人說:“說一個愿望,我幫你實現!”

      中國人說:“請別讓南北極的冰融化!”

      上帝皺起眉頭思考半天,“這太難了,換一個吧!”

      中國人說:“那就讓中國足球再進一次世界杯!”

      上帝痛苦地回答:“來,幫我找一個地球儀,讓我看看南北極在哪兒?”

      您想想,這樣的拜年短信,大家能不開心嗎!不過,一次又一次瞬間開心之后呢?中國足球已經演變成怎樣的形象呢?

      在很多的聚會或正式的場合,如果現場氣氛不佳或過于嚴肅,說兩句中國足球,馬上能活躍氣氛并達到最佳效果。比如談一下南非世界杯:由于中國隊又沒有出線,我們可以相信,這依然是一屆保持水準的世界杯。再比如,有人這樣評價中國足球:只負責參與世界杯預選,但不負責出線。

      到了網上,那就更加豐富,比如有這樣一個帖子,依然是惡搞中國足球的。

      “能夠踢出50米外精確長傳,找到場上隊友的球員,是英國球員;

      能夠做出5米內精巧二過一的球員,是阿根廷球員;

      能夠做出5米內短傳傳丟,并且后衛與前鋒隔著50米玩二過一的球員,是中國球員。

      能夠在30米外勁射破門的球員,是德國球員;

      能夠通過精妙配合在門前3米打空門得手的球員,是葡萄牙球員;

      能夠在罰點球時把角旗打翻的球員,是中國球員。

      把足球當生命的,是非洲球員;

      把足球當工作的,是歐洲球員;

      把足球當游戲的,是南美球員;

      把足球當兒戲的,是中國球員……”

      您看,一長串的惡搞,讓你在笑之中,又能在仿佛荒誕的話語中品味出很多的真實。其實,當球迷對中國足球惡搞成風的同時,笑中有淚的恰恰也是球迷自己。誰不愛自己的孩子?但當孩子真渾得讓你愛不得甚至都恨不得時,你只好自找出路。球迷不是中央首長,也不是足協負責人,當然也不是教練員運動員,于是,只好把惡搞當成一種搞法,惡搞正是球迷搞足球工作的一種方式。它是一種提醒,也是一劑藥方,只不過,面對這些惡搞,球迷一笑也罷了,而如果搞足球的專業人士們也一笑而過甚至無動于衷,那可能真是對不起球迷們在惡搞中貢獻的才華、熱情與期盼。

      對于中國球迷來說,面對足球,一見你就笑,是意味著真的不抱希望,徹底死心了嗎?當然不是,不信你看,剛剛踢出兩場好球,哪怕踢一場輸得很悲壯的比賽,昨天還冷嘲熱諷的球迷,轉身就熱淚盈眶。

      所以,中國足球的面子在自己的手中。你如果在工作中用“惡搞”的方式搞足球,心知肚明的球迷就只好用幽默惡搞你;而如果你真能改邪歸正,一步一個腳印認真搞足球,請相信,中國球迷也會善待你。

      哪一天,惡搞中國足球不那么時尚了,就說明中國足球走上了正路,也意味著中國的孩子會再次把踢球當成時尚。

      否則,哪一個家長敢惡搞自己孩子的前程?

    09三進臺灣

      臺灣,曾經是離大陸最近卻最遠的一塊土地。

      自打記事起,除去“我愛北京天安門”,幾乎頭幾個學會的革命口號里,就有“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這一句,在幾乎不知道地圖上大多數省份在哪兒長什么樣的情況下,就知道臺灣在哪里,長什么樣;當然,也一直心疼臺灣同胞,估計都在“白色恐怖”中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于是,要解放臺灣的沖動,成了幾代大陸人的童年記憶。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長時間,在解放軍還沒有“解放臺灣”之前,根本沒想過,自己還有可能去臺灣,并且不是一次兩次。

      第一次入臺:2001年春天

      機會來得突然。

      2001年春天,我接到通知,準備去臺灣。

      從八十年代末開始,臺灣解禁,除去老兵回鄉探親,海峽兩岸的民間交流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兩岸十大杰出青年之間的交流。由于我當選頭一年大陸的十大杰出青年,而成為大陸青聯訪臺團中的一員,這個團由當時的青聯主席胡春華帶隊,團員包括閻維文、宋英杰、呂虹、范芳等十多人。

      不過這次出訪似乎并不是時候。

      頭一年,臺灣政壇發生變局,國民黨在臺幾十年的統治被推翻,民進黨陳水扁上臺,本就敏感的海峽兩岸關系變得更加麻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到達臺灣,該如何與人相處?見到敏感的旗幟或標語怎么辦?聽到不那么悅耳甚至“反動”的話語要不要起身就走或者嚴正交涉?這一切,都成為“第一次”所必有的障礙與挑戰。

      這是我第一次去臺灣時的留影,背后這汪小小的湖面,我以為是日月潭的入口,沒想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潭本身!真是相見不如懷念,之后,我就再也沒去過。然而,沒去過之前,你會不去嗎?更何況,日月潭對大陸人的吸引力與大小并無關系。

      緊張與陌生

      第一次的行程注定漫長。

      我們先要到深圳集合,然后進入香港,再飛往臺北。

      可比地理距離更漫長的,是心理上的距離。

      在深圳,大家開了一個出發前的準備會,無外乎該怎么說怎么做,遵守什么紀律以及遇到特殊情況該怎么辦等等。這一個會,更加重了內心的緊張,原本應該是愉快的出行,因為目的地是臺灣,而多了一份沉沉的悲壯感。

      飛機在臺北桃園機場降落,心跳開始加速,臺灣,這一塊讓人緊張的神秘土地,將如何在我們面前一一展現?

      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臺灣的新黨,當時的新黨召集人,是一位快人快語的大姐謝啟大,后來,她因官司,很長時間都在大陸居住。不過,在我們到達時,正是她和新黨都想有所作為并因此神采飛揚的時候。

      臺灣的第一印象,說句心里話:一般。

      2001年的中國大陸,發展已經進入快車道,尤其是機場、道路等硬件建設,更是大手筆,相比之下,久負盛名的桃園機場就落后太多。估計大陸人都會小聲嘀咕一句:“別說北京上海,一般城市的機場都比這兒強……”出了機場上高速,路不寬車不快,找不到騰飛臺灣的感覺。

      然而隨著訪問的深入,臺灣的大與小才慢慢顯現出來。

      去日月潭,可能是每一個大陸人到達臺灣后必做的功課,不過我在那兒鬧了一個笑話。船離岸了一小會兒,我發問:“在哪個口進日月潭?”陪同告訴我:“這就是?!蔽倚α?,原來在想象中,日月潭應當很大很大,因此自己認為,船開一會兒后會從某一個口進去,然后大大的日月潭出現在我們面前??蓻]想到的是,那個我認為是入口的小湖面,就是日月潭本身。

      去草山尋找蔣介石的蹤跡,去胡同里探訪張大千的神韻,地方都不大,起碼沒有想象中的大,卻都小得精致。在這樣的場景中,臺灣開始在腦海中告別想象,慢慢真實起來。

      相信每一個大陸人,到達臺灣之后,都會有這樣一個與自己想象作斗爭的過程。

      政治與一碗酒

      不過,當時的臺灣卻處在一種亢奮的政治熱情之中,似乎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

      打開臺灣的電視,晚上九十點鐘,各路名嘴都在屏幕上“參政議政”,好聽的話不多,口吐白沫,一個比一個激昂,一個比一個炮火猛烈。小小的臺灣,起碼十來個電視頻道在這個時間干這件事情,于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擾都不可能。

      在臺灣看電視,走兩個極端。新聞時事節目中,要么是鋪天蓋地的民生新聞,家長里短,無處不在,剛開始新鮮熱鬧,看幾天之后就看出了問題與憋悶。在臺灣,由于種種特殊原因,幾乎沒有國際新聞,拼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幾條,讓你以為:這個世界除去臺灣島本身,頂多就華人世界這么大。這么說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大陸新聞在臺灣屏幕上已經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脫口秀政治,全民開講,自由、混亂、亢奮、“秀”雜其中,讓人不由得感慨。

      而娛樂節目,不說也罷,因為大多數都能在大陸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臺灣浪費時間。

      當時的這種政治熱情十分正常,畢竟臺灣政壇剛剛變局,每個老百姓都覺得自己也參與歷史其中,政治新鮮感未過,于是,讓外來人都能明顯感覺到。

      來到臺灣,蔣介石與蔣經國是繞不過去的兩個名字,但是蔣家第三代,卻大多不幸有臺灣風水師說:那是因為蔣介石與蔣經國都葬在臨時墓地,未能入土為安所致。兩蔣照片下,正接受采訪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蔣”門人——蔣孝嚴。不過,他也是剛從“章”姓改為“蔣”姓不久,是推動兩岸直航的重要人物。

      對于我們這些初來乍到者,除去新鮮,有時還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頭,突然看見一個游行車隊大搖大擺地行進,原來是在憤怒聲討蔣氏父子,蔣介石的待遇比蔣經國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畫像倒掛,敲鑼打鼓,作為從大陸來的我們,自然不適應。奇怪的也是這種不適應,為什么幾十年時間,我們都恨并罵著蔣介石,可街頭看見這一幕,竟有些要為蔣氏父子打抱不平的沖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看樣,在歷史又翻過一頁之后,在一個中國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們與蔣家的情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只不過當時還不知道,幾年之后,國共兩黨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頭這一幕,更刺激的還在后頭。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象時恐懼,然而真到了具體情境中,恐懼就消失掉,第一次臺灣之行就是如此。

      出發之前,擔心這個憂愁那個,可真到臺灣之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化解掉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為難,會有意照顧客人,避免尷尬,我們曾經擔心的各種場面,基本上都沒碰到過;而當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沒必要的敏感,偶爾主人們脫口而出的敏感話語,我們也一笑而過。輕松地面對,一些為難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這種變化,才有了臨近返程之前最后一頓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來的頭一天晚上,在高雄,主辦方為我們擺酒餞行?,F場,除去我們,也宴請了一些當地的青年才俊及有關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樂了,發現在我們這一桌十多人,竟有著海峽兩岸五個黨的黨員,我們是共產黨,臺灣方面有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民進黨,真是一個過去想都沒想過的奇妙組合。

      酒過N巡之后,不知是誰提議:最后展開了一個“兩黨對決”,民進黨一位年輕議員為一方,另外四個黨選我為代表成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門高梁,分別倒滿兩個大碗,旁邊的人們群情激昂,鼓勵聲連連,我和這位民進黨議員,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飲而盡。

      十幾分鐘后,對方在走出門外幾步的大堂里不省人事。

      我則堅持聊到最后,回到房間才沉沉睡去,算是贏家。

      這成了以后我們每次團員相聚時必聊的話題,我一直好奇的是:為什么海峽兩岸的這四個黨成了一撥,而民進黨成了另一撥?這是一個潛意識里的“政治”決定,還是一個喝高了之后的酒桌行為?

      至今,我沒有答案。

      不過,正是在這一碗酒里,我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次臺灣之行,也結束了對臺灣的想象,以及因距離而產生的敏感。

      告別時,我有了新的期待:什么時候,我以記者的身份再來?

      第二次入臺:2005年7月

      告別臺灣僅僅一年,我們有了和臺灣媒體的第一次合作,這一次的合作,是由一個災難引起的。

      2002年,華航空難。

      空難發生時,我在《時空連線》任制片人,這是新聞,我們自然要跟蹤。

      當時我的搭檔劉愛民,追著追著就追到臺灣東森電視臺那兒,原本只打算“試一試”的合作,對方竟然一口答應,這讓我們喜出望外。

      記得當時我連線臺灣東森記者,報道這起空難,耳機里真的傳來臺灣國語的腔調時,我才敢相信這是真的。也正是因為東森的合作,這次海峽兩岸的連線報道順利完成。

      其實,我們并沒有想太多,新聞事實決定了我們的報道方式,但有趣的是,還真有比我們敏感的。幾天之后,境外一本雜志標題稱:“兩岸三通未通而媒體先通”,詳細地報道了我們這次合作,原來,這竟是海峽兩岸類似合作的第一次。

      一不小心,我們填補了一個空白,而這一次之后,我們已經開始認真準備,待時機成熟,進行更大范圍的合作。關于這一點,通過后來我們幾次與東森電視的小型合作,對方也與我們想到了一塊兒。

      只是需要一個機會,一個歷史堅冰開始融化的機會。

      巖松看臺灣

      2005年,海峽兩岸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從春天開始,連戰、宋楚瑜接連來到大陸,尤其是前者的到來,結束了國共兩黨時隔六十年的敵對狀態,跨越歷史的握手在北京上演。

      這兩位人物的到訪,相關的直播都是我在主持,這個時候,我們“看臺灣”的計劃已經在緊鑼密鼓地籌備。

      連戰來訪時,臺灣來了眾多記者,東森電視自然也繼續著我們之間的合作,這一次,他們派來了當家女主播盧秀芳,她也成為第一位走進大陸央視演播室的臺灣女主播。也因此,在后來的合作中,我們共同擁有了眾多可記錄海峽兩岸傳媒交往歷史當中的“第一次”。

      宋楚瑜在目前的臺灣,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的角力場,然而在大陸,他卻依然擁有很大知名度。這位與馬英九一樣被臺灣人稱為形象好又懂得親民的政壇大佬,一個高峰的動作,正是繼連戰之后的大陸之旅。

      因為之前國共兩黨時隔六十年再度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才可能成為來到曾經敏感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進行采訪拍攝的第一位大陸記者。這座大樓也證明著國民黨在臺灣深厚的家底,所以馬英九上臺后,國民黨中央搬出了這棟大樓,堅持低調,與民同樂。

      隨著連戰與宋楚瑜來到大陸,海峽兩岸的氣氛馬上變得不同以往,而我們打上去的要求前去臺灣采訪的報告,也在海峽兩邊得到高效并善意的回應。前去臺灣,我們的合作者,自然是東森電視臺,我們希望采訪的十位臺灣各行業的頂級人物,都在順利聯絡中,基本都很暢快地同意接受采訪;而要制作的十余個專題,也都在籌劃與選擇中。當然,臺灣有關方面,也在我們入境采訪的過程中,給予了良性互動。

      我們知道這其中的不易,在以往海峽兩岸交流中,這樣的媒體行動從未有過,這也是大陸媒體第一次入島進行大規模地報道,而且是方方面面多角度觀察。因此,沒有氣氛的轉變,這樣的綠燈是不可思議的。比如選題之中,我們報道了國民黨總部大樓,前去鄧麗君墓地采訪,在花蓮拍攝證嚴上人的早課并與上人“聊天”采訪,當然也包括采訪連戰、宋楚瑜、王永慶等人,自然不必說對誠品書店、夜市、小吃的色香味的報道。

      如果說有遺憾,那就是臺灣方面規定,一次進入臺灣,最多只能待十天,我們十個人物采訪,十幾個專題制作,多場直播,都要在這十天里完成,如果沒有東森電視臺幫我們提前準備聯絡、落實路線,這樣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這也應了生活中那句俏皮話:只有一幫一才能一對紅。雖然最后由于臺風來襲,飛機全部停飛,我們人不留天留,又多在臺灣待了一天,然而,也僅僅是一天而已。其實,如果時間更充裕,還可以看得更細更深,不過,沒什么可抱怨的,出發與成行,已是最大的成功。

      2005年7月,我們終于迎來出發的那一刻。與第一次去臺灣之前不同,再沒有那些敏感緊張與概念的想象,更多的是好奇:出發之后,我們將在屏幕上呈現出一個怎樣的臺灣?

      這個時候,大陸與臺灣之間,還沒有直航,早上六點起床,上午在北京起飛,飛到香港之后,再辦各種手續,之后在香港又起飛,到達臺北已是晚上。當辦完一切手續,隨車從機場駛入臺北之時,燈影繁盛,臺北夜復一夜地重復著自己的生活,然而,什么是已經開始改變的?這座城市這個島,已經做出怎樣的準備,來面對大陸以及更大并讓人好奇的未來?

      盧秀芳

      她是我在“巖松看臺灣”時的搭檔,但我們的合作卻始于幾個月前的連戰來訪。秀芳進入東方時空的演播室,我們倆一同主持的這期節目在海峽兩岸都播出,都是收視高點,也由此,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多次合作。雖然之后的“看臺灣”前面冠以“巖松”二字,但我在多個場合都表明:恐怕收視率更多要歸功于秀芳。這不是客套話。

      秀芳是美麗年輕的資深主播,這看似矛盾的評語對她是準確的,她也是當時的東森乃至整個臺灣電視界的“大牌”。按理說,我們的搭檔應當很需要磨合才對,畢竟海峽兩岸話語習慣,對一些事情的看法,避諱的東西,都有很多差別,然而說出來難以讓人相信的是,那么多次的合作,我們幾乎沒有過磨合,甚至你說什么我說什么都沒有事先商量,可每次都能夠你來我往順利地進行。不管是這一次在臺灣,還是之后在大陸,不管是拍小吃,還是報道神舟飛船,都是如此。我不想說默契或緣分之類,這背后,應有兩個人替對方考慮的小心與善意,自然還有新聞做久了之后共同的東西;當然,也一定還有背后的大量用功。

      秀芳祖籍山東,雖然在臺灣長大,骨子里依然有山東人氣質,大氣是最重要的特點;當然,還有山東與臺灣交匯的傳統美德。

      有一個細節讓我至今難忘。到達臺灣之后,有一天,國民黨黨部請我們吃飯,出席的有臺灣前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秘書長林豐正等大人物,而徐立德正是秀芳的公公。記得臨近結束時,徐立德先生要先走,我發現自打徐先生說過要走的話,我身邊的秀芳就再沒動過筷子,一直靜靜地坐著,像是等候什么。果真,又隔了一會兒,徐立德先生起身告辭,這時,等候多時的秀芳,早已拿著公公的衣服,站在徐先生身后,幫他穿好,并一路伺候到電梯口,直到徐先生坐電梯離開。

      這一個過程,我一直在看著,桌上其他的臺灣朋友,都仿佛沒看見或是習慣了一樣,繼續談笑風生,而我卻已是感慨萬千。這一幕兒媳與公公之間的禮儀,我已是好久未見,不過還好,并未失傳,還在臺灣,在秀芳的身上。

      也可能因為我們之間的多次合作,秀芳在大陸的知名度急劇上升,在大陸很多地方被認出,簽名留影都已司空見慣,于是臺灣電視界明白了一個道理:得秀芳者得大陸。2009年初,秀芳被臺灣中天電視臺挖走,東森電視臺失去了秀芳,而我們雖然對東森電視臺永遠感謝,可秀芳畢竟難得,于是,合作,依然在我和秀芳之間繼續,這是后話。

      歌詞臺灣

      如果將來再去臺灣做報道,我想做一個“歌詞臺灣”的專題,這個想法的由來,是在看臺灣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被地名喚起記憶中的旋律,揮之不去。沒有哪一個地方,如臺灣這樣,在我們這一兩代人當中,地圖與音樂有著奇妙的結合。

      記得有一天去采訪柏楊,路途遙遠,加上絕對的疲勞,正在車內昏昏欲睡,忽然聽到不知誰說:到新店溪了,估計快到了……

      我一瞬間就醒了,哪一個新店溪?是當初蘇芮唱《一樣的月光》里的那“一樣的月光,一樣地照著新店溪”中的新店溪嗎?

      回答:“是的?!?

      我的視線就再沒回到車內。其實,現實中的新店溪沒太多可看的,然而,我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我也突然發現,臺灣,其實并不陌生,在歌詞中,我已去過臺灣太多的地方,只是自己沒詳細地總結過罷了。

      去淡水古鎮拍攝,不管怎樣的畫面與情節,我腦海中,始終有蔡琴《淡水小鎮》的旋律陪伴,配樂是天然的。

      在臺北,一次又一次走過忠孝路,按照不同的心情,有時響起的是童安格的《讓生命等候》中“走在忠孝東路徘徊在人群中”;而有時,就是動力火車“忠孝東路走九遍……”這個時候,一條普通的馬路,已經有情有淚。

      采訪柏楊的時候,談起被監禁在綠島的日子,很自然,就想起《綠島小夜曲》,不過這優美的旋律與監禁的恐懼實在太難統一,看樣,有時候旋律也騙人。

      去直播,地點在西門町,羅大佑的《現象七十二變》又不請自來,“在西門町的天橋上面閑逛,有多少文明人在人行道上……”于是,又仔細環視一周,看著羅大佑當初憤怒的由來以及現狀的不曾改變。只是怎么看,都已看不到羅大佑的背影,今天的年輕人,不管在哪兒,都現實地拋掉了憤怒與嘶吼,或許,這是羅大佑定居北京的原因?

      當然,由此,你就會想,鹿港小鎮在哪里?臺北為何不是我的家?當然,還有遺憾,走進阿里山,卻并沒有看到阿里山的姑娘,莫非時代變了,阿里山的姑娘都已停留在歌聲里?

      歌詞臺灣的最高潮,來自鄧麗君墓地白日里永不停歇的歌。

      我們在鄧麗君墓地前的報道,競又是大陸電視媒體的第一次。鄧麗君墓前的花總是新鮮的,旁邊的樹上,也總是掛滿了留言的千紙鶴,上面有各種內容,都無一例外地寫著成長與感謝。

      七月的臺灣,一個大汗淋漓的季節,濕熱之感讓人無處躲藏。人,也多少有些煩悶。

      不過,去鄧麗君墓地的幾個小時,這夏天被遺忘了。

      鄧麗君墓地在臺灣最北面的一座山上,商業性墓園的經營者把最好的一塊墓地給了她,從此,這成了墓園最大也是最好的廣告,只不過,生前身邊聲音紛擾的鄧麗君,已不會再理會這一切。

      我和秀芳手捧著花,一路向上,獻過花,沿鄧麗君雕像的視線一回頭,才知道鄧麗君墓地的精彩,一片浩瀚的大海無邊無際地出現在眼前,無遮無擋,方向,正對著大陸,鄧麗君的老家,一個她從未去過的地方。

      這個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現場歌聲的存在。在鄧麗君的墓地,不斷播放著精選出的鄧麗君的歌,其中之一就是《何日君再來》,一首曾讓我們談之色變的歌。然而這一天,它只剩下傷感,甚至你發現,它就像一個預言。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這或許是當年的鄧麗君在唱著多年后的自己,只不過,時過境遷,歌者已無力,聽者卻有心。

      鄧麗君遺體回臺灣的時候,萬人同悲,那一天,正是秀芳在直播。今天講起來,又是十多年過去,不過也好,鄧麗君永遠定格在一朵好花盛開的季節,她再也不會老去,永遠變成一座雕像,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鄧麗君,配得上這墓地的精彩,因為她的歌聲,承載著太多中國人的記憶,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能讓全世界中國人安靜下來的,恐怕只有鄧麗君的歌。她的聲音純真,但又不屬于孩子,而是告別了童年的人們,飄飄悠悠的歌聲忽遠忽近,有拯救也有沉醉,像是解脫又像是枷鎖,它成為現代人再難回去的鄉村,成為所有中國人的鄉愁。

      誠品書店

      為一個書店拍一個專題,這在過去很少出現,但這一次,到達的是臺北,這一次,面對的是誠品書店。

      沒到臺灣之前,就知道誠品,甚至提到臺灣,必提到誠品,這幾乎是到達臺灣人民的共識,甚至與讀不讀書都沒關系。

      這是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書店,在臺灣多個城市里連鎖經營。不滅的燈,照亮著城市,也似乎照亮著人心,當然,如果你愿意的話,誠品,已經成為臺灣的驕傲與尊嚴。

      誠品書店里鋪的都是實木地板,清潔無塵錯落有致,只為讀書人可以方便地席地而坐,只要你不擋住書架影響別人買書,你大可一坐五六個小時,沒人會打攪你。

      二十四小時營業,不僅提供服務還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我采訪是在晚上十點半之后,自己也曾幾次在二十四點后去閑逛,人都不少。那一種安靜而高貴的氛圍,讓你覺得生活是美好的,讀書是有尊嚴的。

      東森電視臺的張玉玲,我們的合作者,業務主管,一個溫柔的女強人,常常加班到后半夜三四點鐘,有時會接到“殘酷”老板的電話:上午七點開會!這空出來的三四個小時怎么辦?回家,打擾家人;在辦公室,枯燥單調得讓人絕望;于是,玉玲不止一次地選擇去誠品書店,點一杯咖啡,翻兩本書,打一個小盹,時間到了,又氣定神閑地去開會。

      臺北如玉玲這樣生活與選擇的人,多了。

      至于誠品的服務,有一件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的同事劉愛民受托要買一本醫學方面的書,在臺北誠品敦南店一查,全臺灣,只有高雄誠品還剩下一本,于是約好,過幾日到高雄去買。

      沒想到,到達高雄,正趕上臺風“海棠”來襲,全高雄所有店鋪都歇業,我的同事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打了一個電話,結果是沒問題。

      那一天,高雄的誠品為我的同事開了一次門,一天就只賣這一本書。

      所以,如果今后經常選擇臺北為旅游目的地,理由之中必有一個:這里有誠品。

      臺北故宮

      故宮有兩個,一個在北京,一個在臺北。

      到達臺北故宮博物院馬上明白:北京的,故宮本身是最大看點;臺北的,則靠里面的展品來吸引人。

      從1965年開門至今,臺北故宮博物院隔幾個月就更換展品,到現在,藏品還未展完。

      不僅數量,還包括質量。比如“三希堂”中的“一?!本驮谂_北。但有趣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三個展品從不更換,玉雕“翠玉白菜”、肉石“東坡肉”和毛公鼎。

      毛公鼎不用說,中國兩件“青銅器之最”中的一個,另一個,是北京故宮里的司母戊大方鼎。

      而翠玉白菜和東坡肉形石,從文物的角度說,也許遠不如臺北故宮博物院里其他很多藏品價值高,但沒辦法,在公眾心目中,可能由于它們十分親民,讓人沒有距離感,又或者,中國人實在愛吃,總想著“肉炒白菜”,于是它們倆的人氣居高不下,臺北故宮也就以人為本,從不更換,讓進院就找這倆寶貝的游客盡興。

      臺北的故宮是新建筑,不過這就為展示藏品提供了最好的舞臺。這一次我們攝像機得以進入拍攝,又是破天荒地開恩,甚至連之后大陸《臺北故宮》紀錄片劇組都未獲準,由此可想艱難。

      離別時又多了一份牽掛,下一次再來臺北故宮,不知又會看到什么。也會有遺憾,故宮,分成兩個,然而,也不錯,多了這份因分離而有的牽掛,又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承接并守護著老祖宗的溫度,讓你有更多的信心:文化的脈不斷,血脈就斷不了。

      義工

      義工,臺灣用法,我們叫志愿者。

      在臺灣,不用尋找,到處可見義工。

      為拍攝“義工”這個內容,秀芳與我一起去臺北一家醫院做義工。工作簡單又復雜,挨個房間去做小患者的工作,然后把同意者領到一個房間,和他們一起游戲,讓他們開心,病也許會好得快一些。每天都有類似我們這樣的義工,輪流與小朋友游戲,這成了治療中的一種方式。

      和請來的小朋友游戲之后,一起合個影,中間除去我和秀芳,還有很多義工。不知游戲后的孩子們開不開心?但記憶告訴我:做義工真的很開心。

      除去我們做的不說,一進醫院,就見大堂一個義工柜臺,其實不用看,你剛進門就有義工過來,問你怎么不舒服看哪一科有什么需求,然后陪你幫你。每天都有義工在做這份工作,醫院只提供場地和最開始的培訓,了解了這一點,我又多了一個盼望:什么時候,大陸的醫院也如此,到那個時候,醫患關系都會緩和不少。因為義工如同潤滑劑一般穿梭在你和醫生之間,煩惱與火氣也因此減少。

      不只如此,讓我想不到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里的講解員都是義工。不過,成為這種義工不容易,要經過嚴格的資質考核,也因此,陪我們的故宮義工會驕傲地說:“雖然一周可能只來半天,但穿著這身衣服走在街上,周圍都是羨慕的目光?!?

      只要細心觀察,義工就無處不在,而且中老年人更多,不像咱們這兒,志愿者這事兒歸青聯。其實,志愿是一種心,與年齡無關,何況,中老年人更有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一點,大陸的未來,潛力無限。

      連戰

      到了臺灣,當然需要采訪連戰與宋楚瑜。相比采訪宋楚瑜的記憶,采訪連戰更特別,時間是2005年7月14日傍晚,這就意味著,由于16日將開始國民黨主席的大選,我們對連戰的這次采訪,基本上是他在黨主席選舉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訪。

      在采訪中連戰對我驕傲地說,原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支持率差不多,但他從大陸回來后這幾個月,國民黨的支持率已達到34%,民進黨只有19%。所以照片上的連戰雖然已要卸任黨主席,但似乎有著更自信的表情。

      連戰看上去忠厚老實,也因此似乎缺乏偶像與明星的氣質,同宋楚瑜相比,連戰的口才也一般,被臺灣媒體稱為“木訥”,也因此,連戰兩次敗選。沒辦法,如果說選舉是一場以民主為招牌的秀場,那么缺乏明星氣質、口才不好可實在吃虧,連戰是例子。

      不過連戰的大陸行,卻把他的魅力與功德推到了最高點,一向“木訥”的他,在北大的演講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一是連戰的所謂木訥只是與臺灣其他口吐蓮花的競爭對手比;二是大陸行,讓連戰全情投入。難怪太多人認為:如果來大陸之后再競選,連戰贏定了。不過,歷史沒有如果。

      看似忠厚老實的連戰,其實不缺幽默與霸道的地方。據說,在北京胡總書記宴請連戰一行,席間敬酒,對連戰說:“您是學政治的老大哥,還得向您請教?!边B戰迅速回話:“哪里哪里,(陳水扁挨的)那兩槍我就沒學過?!痹捯袈?,在座的人大笑。

      在臺北,我問了他過幾天卸任黨主席后的打算,他的回答不復雜。

      “我要做一個國民黨的義工?!?

      其實不止,海峽兩岸未來的義工更對。

      柏楊

      柏楊老了,這從外表就看得出來,七年之前我在北京采訪過他,當時的他雖年近八十,黑發依舊,行動敏捷,大嗓門,當時的他回河南老家,像孤雁歸巢,滿懷興奮與好奇,如同一個少年。

      而這一次全然不同,站起來已顯得困難。一些事情也時常話到嘴邊卻想不起來。坐在他的對面,突然慢慢地心酸。無論怎樣的戰士,也終究敵不過歲月,誰都會最終倒下。

      當他張嘴后,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種更大的傷感與絕望攪拌在柏楊的交談話語中,讓聽者無處躲藏。

      一個以雜文著稱的作家,卻坦陳雜文的無用,因為更好的東西是建設與改變,而雜文只有些偏激的語言,于事無補。這時,柏楊的話語中,終于顯露出尖銳后的脆弱及憤怒當中自身的痛苦。說到故鄉,老人嘆著氣說:“我們這一代人永遠無法衣錦還鄉,但能平安還鄉嗎?”接著坦白了自己,“我這一生都沒有快樂……”聽到這里你明白,這是一個時代交付給他的悲劇性的嘆息,偶爾的笑聲,不過是一個又一個悲劇中的短暫轉折罷了。

      只有談到他的夫人張香華時,柏楊才又幽默和快樂起來。老天爺有時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什么,會又補償你一點什么,比如愛情之于柏楊。

      離開時我幾乎知道,不會有下一次了,誰都無法抗拒,一個時代與生命的背影,他能帶走的,不會是幸福,而只能是些或隱或現的希望。然而,這希望,又會與他有怎樣的聯系呢?

      兩年后,我接到東森張玉玲的短信:柏楊走了,你們的采訪是最后的記錄。

      又一段時間過后,2010年,傳來消息:柏楊的遺骨將送回河南老家安葬,這該算是老人真的葉落歸根了。

      王永慶

      到臺灣,不采訪王永慶,等于沒面對臺灣的經濟。

      不管臺灣有多少品牌,經濟界最大的一個,恐怕就是王永慶。

      知道我們去采訪王永慶,秀芳也跟隨采訪,因為王永慶已經拒絕采訪很久,對于臺灣媒體,如秀芳這般,都是機會珍貴難得。

      已經九十歲的王永慶讓人無法相信以他的年齡仍在上班工作,仍然拒絕社會各界對接班人的猜測,仍然敏感于世道與社會的變化。等采訪全部結束,老爺子居然談興未盡,留下我們喝咖啡,又是一個小時破天荒的暢談。這時的王永慶,焦慮大于一切,他無所顧忌地批評當時年輕的島內執政者,認為臺灣快要錯失與大陸走近的機會,再晚兩年,你連和大陸談判的機會都沒有……

      王永慶是從賣米開始起家的。談到賣米時的想法,他對我說:當時沒有夢想,就是把當前做好,結果自然會好;如果當時覺得賣米是小生意,要做大的,那就會力不從心。你還沒到這個程度就這樣想,就變成妄想,反過來就不會成功。

      外表如同大陸馬三立的王永慶,講的話可不讓人笑,而讓人陪他同樣地焦慮起來。離開這些話題,老爺子的另一面卻同樣讓人印象深刻。

      雖然王永慶富可敵國,卻始終認為自己是替社會理財,一個毛巾能用十年,自己在辦公室樓上住,并堅持吃太太種的菜,一綠色二健康??蓪τ诖箨?,做起慈善來卻是大手筆,一直不停歇。

      四年之后,工作中的王永慶在美國巡視中突然離世,華人世界一代經營之神,從此成為傳奇。老人離世后,電視機構來采訪我,我的回答不復雜:

      “我永遠記得那一個下午老人的焦慮,那焦慮,已與經營無關,卻關乎未來?!?

      證嚴上人

      采訪證嚴上人的要求,在兩岸都一路綠燈順利通過,我稍有些意外。這是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對臺灣宗教界人士進行專訪報道,我們知道其中的敏感,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臺灣“人間佛教”經過多年發揚光大,已成為臺灣社會的重要支撐,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影響巨大,而慈濟的證嚴上人,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1963年,二十六歲的王姓姑娘皈依佛門,法號“證嚴”,回到花蓮普明寺后,她以“不趕經懺、不做法會、不化緣”為原則,開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生活。在慈濟,你很難分清誰是信徒誰是志愿者,或者說,每個信徒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社會,賑災濟民,做一切該做的善事。全臺灣,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民眾參加過慈濟的善事。

      而證嚴上人的“人間佛教”思想,也在信徒與社會之間搭建了和諧相處的平臺。比如慈濟的“十誡”中,前五誡如不抽煙不喝酒,似乎與以往沒什么不同,但在后五誡中,出現了遵守交通規則、孝敬父母、不參加政治游行等項目。于是,你也就品出“人間”的味道。

      慈濟與大陸互動最早。在1991年的大陸華東水災中,慈濟就投入捐贈,以后每有災情,必有慈濟的善款與慈濟人的身影。更不要說慈濟骨髓庫,早已成為大陸骨髓移植手術中最大的骨髓配型提供源。我們采訪的當天,就有一場生命接力在上演,配型后的骨髓早上從花蓮出發,轉機香港,目的地北京,傍晚時分,手術在北京的醫院進行,一切平安。

      早上五點三十分,我們便以旁觀者的身份參與到證嚴上人組織的早課中,來自臺灣各地的人們與證嚴上人分享心得,這其中,有很多的中學生。雖然我們在工作,在拍攝采訪,然而春風化雨之間,心,似乎也慢慢靜了下來。

      與證嚴上人的溝通,不叫“采訪”,而叫“聊天”。炎熱的夏天,屋內沒有空調,只有風扇在悄悄地轉,然而,并不覺得熱,只有清涼。

      在之后與證嚴上人的不叫采訪的聊天中,她的一些話讓人感慨良多。

      要學會感恩被你幫助的人,是他們,讓你有所啟悟,用苦難教育了你。

      甘愿做,歡喜愛,挨罵受委屈都不為所動。

      不要怕被磨,被磨的那塊石頭是會發亮的,磨人的更辛苦,他是會消耗的,所以,人生哪里有什么敵人……

      當我問到證嚴上人,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總是感覺來不及,因為想做的事太多,想幫的人太多?!备鎰e了慈濟與花蓮,覺得離臺灣又近了一些,總有一些經驗與心里的悟是要借鑒的。在臺灣,不止證嚴上人在這么做,星云大師等人也都在這么做?!叭碎g佛教”這四個字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排列組合,更像是千百年來一次重要的佛教革命。它告別了深山,走向紅塵,告別獨修,而引領眾人,已不僅僅是宗教那么簡單,更像是一種新的社會動員與安撫方式。我愿意相信,這是臺灣在未來,可為華人世界帶來經驗的領域?;蛟S,受益的人更多,甚至變成整個社會。

      臺風

      心靜了下來,然而大自然卻不再安靜。

      當我們的采訪接近結束,只剩下高雄的內容時,臺風“海棠”以摧枯拉朽之勢登陸臺灣,讓我們這些北方人終于體會到臺風的厲害。

      所有的店鋪都已關門,只能待在房間里,也正因為如此,電視人就必須奮戰在臺風中,因為人們都在家里看電視。于是,這個時候,我看到了臺灣電視人令人尊敬的另一面。幾乎所有傳媒機構的記者都在臺風之中,事無巨細地以直播方式將“海棠”的威力展現在公眾面前。

      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我也立即開始直播,因此知道這里面的艱難。想想看,晚上睡覺時,風力之大,讓你始終感覺有壯漢在敲打窗戶,而第二天,滿大街都是被刮斷的樹干,一片狼藉。做直播時,兩腿必須分開,否則站不??;攝像的后面,有我們的另一個同事抱著他,否則根本沒法拍。

      兩天的直播下來,感受了臺風的威力,也體驗了臺灣百姓每年都有幾次的另類生活。由此,臺風于我,變成了在臺灣體驗過的風。

      那幾天,大街小巷幾乎空無一人,電視人用辛苦找到了尊嚴,也算是給了我特別的觀察同行的機會吧。

      一場臺風,將我們多留了一天,但作為一個過客,終將踏上歸程,這一次,臺灣已經讓我“橫看成嶺側成峰”,終于立體起來。而難得的這一切,也通過鏡頭交還給觀眾,只是不知,對觀眾來說,臺灣是否依然遙遠?

      第三次入臺:2009年8月

      一晃幾年時間過去,與2005年相比,海峽兩岸和風盡吹,已太多不同,馬英九替代了陳水扁,而陳水扁卻在監牢中。臺灣人常常拿此來打趣:陳水扁上臺下臺都是進步與對臺灣的貢獻。上臺是歷史新的一頁,民主進步,而下臺進監牢,更是進步,法制與民主相得益彰。話雖輕松,但對臺灣造成的震蕩卻不小。

      這四年間,三通已通,兩岸互動之密切,甚至讓普通大陸游客去一次臺灣,成了輕而易舉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再不會如我第一次那般緊張、擔心與敏感了!

      “朋友之間越來越有禮貌,是因為大家見面越來越少……”這是羅大佑的歌詞,而如果見面越來越多呢?不會不禮貌,只會更多了解。

      交往多了,你也會看到更多。不僅僅是可借鑒的經驗,還會有傷口,外在的,和內在的。

      “八·八”風災

      2009年8月8日,北京奧運開幕一周年,然而這一天的臺灣,卻遭受臺風帶來的巨大創傷。一個叫“小林”的小村莊,一瞬間幾乎滅村,一百余位村民被埋喪生。臺灣上下震驚,悲傷與社會關注的程度,如同一年前的汶川地震之于大陸。

      幾天之后,我接到通知,去臺灣報道“八·八”風災,沒什么說的,出發。

      由于直航,僅僅兩個多小時,就到了臺北,坐上高鐵,一個多小時后到達高雄。

      之后再到小林村和其他災區的道路就沒這么順暢?!鞍恕ぐ恕憋L災的巨大威力,肉眼隨處可見,到處是山體滑坡,道路中斷,橋梁倒塌,寺廟成了災民收容所,平日里對大陸廣播的電臺辦公處也成了避難所,救災,成了臺灣當時的第一任務。

      當我來到小林村,站在高處,第一眼望過去,我便知道,所見的景象這一生都很難忘記。并不是肉眼中的慘況空前,而恰恰相反,滑落的山體覆蓋了幾乎一切,僅剩下兩個原來在高處的房屋還孤獨地存在,新的地面上水溝縱橫,如果不是旁邊的人們介紹:這土地下面就是原來的小林村,你幾乎以為,這里,原本就什么都沒存在過。

      既然來了,就不想遠觀。由于這是一個山谷,向下要滑落十幾米,然后,過一個又一個臨時出現的小河溝才能靠近,所以,攝制組無法進入。但我還是沒打招呼就自己滑落下去,然后深一腳淺一腳地向里走了幾百米的路,大約四十多分鐘,終于來到那兩個遺留的房子前面,生活的一切痕跡都在,門前站著兩只不叫的狗,似乎等待救援。而再近一步仔細看,其中一個房子是平時的宗教場所,可惜,災難的面前,只保佑了建筑,卻無法保住村民的生命。

      在我沉默地走回公路的時候,我真實地知道了“八·八”風災給臺灣帶來的創痛。臺灣不大,任何一場不小的災難,都會成為全島百姓的悲情;救援不力,也會引發全島的憤怒,更不要說這么嚴重的“八·八”風災。

      一邊是災情觸目驚心,災民們居無定所,而另一方面,是全民嗆聲、追責、叫罵。

      那幾天,媒體天天在曝光,風災當天,哪一個官員在宴席中,哪一個麻木不仁。在相關政論節目中,罵聲一片。必須承認,臺灣的民主進程前行迅速,但另一方面,巨大的災難,暴露出政府救災效率的不足?;蛟S,臺灣民主需要進一步前行,才會找到公平與效率更大的平衡,而不是在做事與作秀之間游移。否則不會出現這一幕——我去采訪大陸前來救援的活動板房施工隊隊長,隊長對著我都快掉下眼淚。因為效率太低,一會兒讓干一會兒不讓干,配套的臺灣工人,上班來下班走,似乎不著急。用隊長的話說:“在大陸,這些天估計已經干完了,在這兒,才搭完倆樣板房?!?

      這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恰恰是民主需要進一步前行的問題。在這個方面,臺灣為華人世界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都將讓更多人少走彎路。所以,當我們已陸續看淡臺灣硬件優勢之后,它在軟實力方面的優勢,只看我們如何借鑒與合作。

      大自然的確具有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能力,我正在穿越的亂石灘地下幾米深,就是曾經人聲鼎沸的小林村。從8月8日那天起,原來的小林村便只在人們的心里存在。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一年后的同一天,甘肅舟曲遭遇泥石流,也有一個村子和很大面積的縣城被埋。這一特殊的巧合,讓兩岸民眾有了相同的苦難感受。

      也為失敗者歌唱

      從小林村到阿里山,從死難者到無家可歸的人,不到十天的時間,我觸碰到大自然的災難給臺灣留下的一個又一個傷口,然而,機緣巧合,當我即將離開臺灣的前夜,在寧靜并溫馨的空間里,我觸碰到臺灣另一個傷口,它不是來自大自然,而是來自歷史。

      結束了采訪,第二天就要回北京,回到臺北做完最后的直播并一起吃完歡送飯,回到酒店很久睡不著,這個時候,誠品書店二十四小時不關門的優勢顯現出來,我獨自來到誠品。

      一會兒,熱銷榜上的兩本書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本是龍應臺的《大江大?!ひ痪潘木拧?,一本是《臺灣,請聽我說》。

      在龍應臺這本書的封底上,有這樣的話: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讓你看見我們的父母,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這是一本你從來沒認識過的一九四九。

      而在《臺灣,請聽我說》的封面上,還有一行字: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

      一九四九,六十年,多么熟悉的字眼,一瞬間,換了個角度擊中我。

      這一個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從臺北回到北京,我將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國六十年大慶的直播工作中,這注定是一個歡騰的時刻,舉世矚目。這是一個慶典,也是因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個屬于勝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誠品書店的那個午夜,在兩本書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個屬于“失敗者”的六十年。過去,我們幾乎將這一點忘記,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記起。六十年前,一個又一個碼頭或機場上以為很隨意地離別,卻讓親人離別了一生。在二百多萬個六十年前從大陸到臺灣的大陸人里,接下來都是怎樣的人生,眼淚、思念、隱忍、絕望、幸運……又是怎樣的一種交織?

      那一個午夜,我突然感覺到真的離臺灣近了。龍應臺以失敗者后代的名義,為“失敗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當然地以“勝利者”后代的名義,開始正視并尊重起“失敗者”來。起碼,從認真地閱讀與聆聽他們的故事開始。

      也正是在那個午夜,我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連接海峽兩岸的道路。

      時常,臺灣,不過是我們發泄憤怒或暢談夢想時的一個工具,而真實的臺灣,它的悲情與壓抑,自強與自尊,又有多少人認真聽過,想過?

      當我終于有機會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審視勝利與失敗,重新閱讀臺灣這個歷史的孤島在過去歲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聽懂了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與陳映真等人鄉土背后的孤憤與掙扎。

      兩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軍事上的統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與心靈統一之路,它雖艱難,卻持久而穩固。近幾年,大陸對臺善意交往,以臺灣及百姓所需為本,就是功德無量之事。大陸的“大”字,也正在此體現。

      在臺灣,希望立即獨立的,是少數,希望立即統一的,也是少數;大多數,在觀望,在心靈與情感上感受,在具體生活需求與未來上思量。這注定有一個過程,我絕不悲觀。不說的理想才像理想,比“三通”更重要的是心通。臺灣,小地方,卻是考驗海峽兩岸中國人智慧的大舞臺。

    10靖國神社與垃圾分類

      曾經有人問我:“你恨日本嗎?”

      我說:“我是東北人,你說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發去日本,不是開會,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專題《巖松看日本》,對于中國媒體來說,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歸直播報道之后,我幾乎再沒有過因工作而緊張的時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緊張持續著。不是準備不足,而是無法判斷:觀眾會怎樣看待這次行動?他們能理解嗎?因為我清楚,在中國人心里,“日本”兩個字,意味著什么。

      出發之前,我們在網上征集問題和建議,沒想到,一個副產品是:我不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與理解,而且在征集來的問題中,有很多很深很專業,顯然,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數中,理性從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兒是該做的,盡心去做好了?;嫉没际?,對不起那些沉默的人們。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頁網上觀眾的意見與問題,不知道為什么,帶著它們,我覺得踏實。

      去東京的飛機,上午九點多起飛,我們七點就到了機場,十幾分鐘后,我的手機上接到了母親的短信,很長,我有些詫異。對于母親來說,發短信是一件頗費氣力的事情,我一年到頭,也接不到母親幾條短信。

      顯然,母親是為我去日本的任務而發。在短信中,她告誡我:涉及日本無小事,百多年的歷史,讓人們的內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節目時,要把措辭仔細斟酌,最好先落在紙上,以免出問題。

      我母親是一位歷史教師,生于吉林,長于遼寧,工作并生活在黑龍江很長時間,出生年份是爆發了盧溝橋事變的1937年,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姥爺死于日本侵華期間,死因據說就與日本人有關。

      我知道母親的心情與擔心,我猜想:這不短的短信,該是她幾夜未眠的結果。

      然而,我們注定出發,因為時間到了,有些事總要去做。

      決定比臺風還猛

      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時的頭腦發熱,雖然將想法脫口而出只是一瞬間。

      要感謝“巖松看臺灣”時的海棠臺風,在臺灣的最后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后,由于臺風,我們只能悶在賓館里閑聊。當時,大家已有感覺,這次《巖松看臺灣》,注定已經成功,成就感讓大家在臺風之夜有些小小的興奮,有人隨口一問:“接下來咱們去看哪兒?”

      我脫口而出:“去看日本!”

      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

      “為什么?”

      我記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為新聞在那里?!?

      說這話的時候,是2005年夏天。當年的4月份,從北京到上海,從西安到成都,中國接連爆發大規模的年輕人反日游行,中日關系一跌再跌,屢創新低。這局面自然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屢次參拜靖國神社直接相關。

      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確是一件讓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議。

      “中日關系不會永遠惡化下去,在目前的情況下,媒體能做什么?更何況日本了解我們,而我們并不了解日本,對于未來來說,這是危險的?!?

      在當時的中國書店里,對日本的介紹,依然停留在美國人的《菊與刀》以及近百年前戴季陶的《日本論》中,而對于現實中的日本,由于過于敏感加之人群中的憤怒,媒體很少多方位地報道。只要寫到日本,大部分與歷史或教科書問題有關。憤怒,已經遮蔽了我們的雙眼,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向前走一步,把愛或恨先放到一邊,會不會,打開一扇門,起碼增加對一個對手或鄰居的現實感知?

      我相信,我的解釋被大家接受了一部分,但沒有人興奮,因為誰都知道:這該是怎樣一次艱難并充滿風險的行程。

      安倍先來了

      有了想法,并不意味著可以立即出發。

      2006年春天,《北京青年周刊》記者采訪我,用了一個很刺激的標題:踏破靖國神社。在采訪中,我第一次提出“看日本”的計劃,并定位于“在愛與恨之前,先了解”。記者自然問我:“什么是合適的時機?”

      我的回答是:“2006年年底前,小泉將離任,我相信,新接任的日本首相,不會立即去參拜靖國神社,那,就是一個時機?!?

      這些內容,白紙黑字地留在2006年春天的雜志里,不過,當時恐怕連我自己都不敢肯定:這有可能嗎?會不會太過天真?

      同年9月,小泉離任,安倍晉三接任首相,讓人想不到的是,新任日本首相的第一次出訪,目的地就是中國。

      安倍到達北京的當天晚上,我接到“看臺灣”時的搭檔劉愛民的電話:“巖松,‘看日本’可以出發了吧?”

      近幾年,由中新社老總劉北憲為“團長”、中國青年報老總陳小川為“政委”的中國媒體代表團,已與日本媒體同行進行了四五次的閉門對話,從最初的唇槍舌劍,到現在能找到一些共同話語,可見吵架也是一種溝通的開始。每次如果在日本對話,日本首相都會出面會見,照片上的是鳩山,但一個現象是:每次接見完我們不久,都會傳來這位首相下臺的消息,至今,我們已見了三位這樣的“前首相”。不知道下一次,還會不會有日本首相敢見我們。

      “是的,我正這么想!”

      從提出建議到出發,時間比我想象的要早,還好,相關的準備更早就已動手。

      看什么?

      去日本看什么?

      首先要面對的當然是繞不開的歷史問題。那些讓我們憤怒的事情,日本到底怎么看?靖國神社意味著什么?日本人有多少種歷史觀?日本的傳媒巨頭、前首相又怎樣思考這些問題?

      這些內容確定之后,就是進一步的選擇:我們還要在日本看什么?聽什么?

      當然要會一會在中國很知名的日本各界杰出代表,透過他們,去感知中日之間的溫度,以及對方的所思所想。這其中,慢慢確定下來的有作家渡邊淳一、村上龍,演員栗原小卷,音樂人谷村新司、濱崎步,“財界總理”御手洗,政界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安倍夫人安倍昭惠,當然,還有松下老總大坪文雄等人。

      真正費腦筋的不是人物的選擇,而是還要在日本看什么。

      這個時候,我定了一個準則,去日本看那些:日本正在面對,中國現在與未來也會面對而日本又積累了相當經驗的領域,讓日本成為一面鏡子,照見我們自己,以便未來順利前行。這個準則,也成為日后“看美國”時的宗旨。記得自己說過一句話:哪怕對方只剩下一個優點,咱們也要先把它拿過來再說。雖然行動上,是看日本、看美國,實質上,是看中國,看我們未來的路。

      中曾根康弘在位期間,是中日關系的“蜜月期”。他也曾參拜過靖國神社,得知中國反應強烈后從此放棄,并至今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他與胡耀邦私交甚好,一直夢想在青藏線上坐一次火車。他的會客廳里有與各國元首的合影,各國都只有一位,唯獨中國兩位:周恩來與鄧小平。

      在這樣的宗旨下,除去歷史問題,接下來確定的是日本的養老,因為中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已經出現未富先老的跡象;而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占國民總人數超過了百分之二十,并有數字顯示2050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將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可見日本老齡化的程度。而日本為此所做的一切,都將成為未來中國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鏡子。

      接下來,日本的垃圾分類、垃圾焚燒及環保,日本的防災減災,日本傳統文化的保護,日本動漫與時尚甚至美食,紛紛被確定下來。讓人沒想到的是,類似防災減災、垃圾處理及環保主題,都在幾年后的中國,顯示出巨大的價值。

      幾年后,也有人問過我,為什么不看那些日本不好的東西?日本NHK看中國,就看了很多咱們的不好嘛。其實,這個我也想過,我也知道日本有太多的問題,比如高自殺率,比如援助交際,比如困惑的年輕人,但是,對于目前的中國,去尋找那些有助自己成長的養分更重要。我也不愿意在發現別人缺點的過程中,慢慢陷入“別人也不過如此”的自我麻醉中。我們的問題足夠多,還是多照照鏡子讓自己進步最重要。

      靖國神社與沉重的歷史

      面對歷史問題,就必須首先面對靖國神社。

      當你真正熟悉了靖國神社之后,你就會知道,靖國神社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外在的花園一般的建筑群落,美麗如菊;另一個是內在的,以其中游就館為代表的荒唐靖國史觀,惡毒如刀。

      日本人認為:人死后變成神,于是,神社無處不在,是一個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國神社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靖國神社的大門上,有碩大的菊花圖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只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國神社的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甲級戰犯在內的所謂“英靈”,被放進了靖國神社并供奉起來,其中包括侵華戰爭的主謀東條英機與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等。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在亞洲人的心中發生變異,成為日本一些人扭曲歷史的重要場所。

      在我身后,慢慢走,就進入靖國神社。做報道時,不遠處也有日本警察一直警覺地觀察,毫無疑問,靖國神社在日本也是一塊是非之地、敏感之地。仔細看,大門一樣的“鳥居”與日本國旗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這里,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嗎?

      我們的拍攝申請得到批準,但相關的采訪要求未獲準,然而文字回答告訴我們:上一年靖國神社的入園者超過五百萬人次,當然入園并不等同于參拜和進入游就館,但年輕人比例有所增加這個事實卻讓人擔心。

      陪同我們報道的,是中國人李纓,他剛剛拍完紀錄片《靖國神社》,正尋求在日本與中國的上映。進了門,他告訴我另一個事實:二戰時,這個看似安靜而美麗帶國家性質的神社里,也曾設作坊,生產軍刀,授予戰爭中的軍人。這或許,正是菊與刀結合的另一個荒唐版本。

      真正刺痛人的絕不是靖國神社的外在環境,我說過,如果僅從外表看,靖國神社像一個小公園,很多日本人春天到這里看櫻花,秋冬時到這里看金黃的落葉。我們采訪時,正值日本大學生畢業的季節,在靖國神社外圍的大路兩旁,到處是照相合影的大學生,可見它環境的清幽。

      然而,這只是靖國神社外在的一面。

      如刀的另一面在三處十分明顯,十分讓人難以接受。

      一處是供奉著甲級戰犯的參拜處,但由于這是一個單獨的場所,不提出申請也進不去,更何況,我們也根本沒興趣進去,哪怕是為了拍攝。

      記得好多年前,姜文打電話向我“求救”,原來他為拍《鬼子來了》,去了靖國神社了解情況,但被國內媒體認為“去靖國神社就等于參拜戰犯”,讓姜文有口難辯。我當然知道,這是“誤判”,之后在媒體上也解釋了“參拜”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的行為。而現在,我估計這樣的誤解可能不會有了。

      第二處,也正是靖國神社史觀的關鍵,就是靖國神社內的游就館。

      “游就”二字,來源于中國《荀子》里的一句話“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話,要學習有德行人的規范與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會為自己這句話被如此不正義地引用而大動肝火。其實,游就館就是一個二戰的博物館,宣揚所謂“日本圣戰”的核心場所。

      在這個宣揚荒唐歷史觀的游就館里,有大量二戰時的實物、史料、照片,無一不在扭曲著歷史。館內總在循環播放著兩部所謂的歷史片,其中的解說詞大多如此——比如“為解放亞洲,日本在努力”;比如將太平洋戰爭稱為自衛戰爭;再比如,談到七七事變,片子說是“因為中國人開槍和挑釁,所以不得不……”,但讓人奇怪的是,你為什么不解釋,當時那么多日本軍人在中國的盧溝橋干什么?

      我相信,中國人很難看下去,在游就館里也無法待長,即使是要做節目,我也很快出來了。對著攝像機,我表達了我的看法:看過之后最大的感受已不是憤怒而是想笑,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太過荒唐。

      然而,不管怎樣可笑或憤怒,游就館都是一個存在,而且,它代表著一部分日本人對歷史的自我解讀。這里還要說明的是,在游就館的片子中,更多的目標不只針對中國針對亞洲而是針對美國,這一點,近些年美國人也終于有點兒明白,不滿與抗議開始升溫。

      第三處離游就館門口大約幾十米,平日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引來的批評聲也少,但其中所蘊藏的反動卻不亞于游就館中的態度,甚至可以說,它與游就館一起構成了反叛正義的靖國史觀。

      這是一座雕像,仔細看才知道,是當初東京審判時,唯一一位為日本戰犯做無罪辯護的印度律師。大家可以想象,把他當恩人一樣為其塑像,背后的心理與態度該是怎樣?

      綜合起來,在靖國神社中顯現出來的靖國史觀,不僅對抗世界而且對抗歷史更對抗正義,這其中清楚無誤地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平反。所以,絕不僅僅是中國、韓國反對一下就可以的事情,應當引起世界范圍的關注與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法國與英國的極右政治人物,會合在一起,不遠萬里,來到日本,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這是一個新的動向,世界上反正義的人士,正把靖國神社當成一個朝圣處,這也正需要全世界的正義力量來關注靖國神社。

      采訪結束,我要在現場說一段結束語,說什么好呢?當我們走出靖國神社大門,迎面看到遠處東京理工大學門上的六個漢字,其中一個“理”字越來越大,深深地觸動了我。是啊,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面對歷史,同樣如此。

      告別靖國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對于中國人來說,這里是個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機會,到了東京的中國人,真該來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了解日本的另一面,也讓自己不忘記一些不該忘記的東西。比如,在進入靖國神社的大門之前,有兩個石燈籠,也就是紀念碑一樣的東西,上面的十幾個浮雕當中,有日本軍隊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多個畫面,清晰地記錄著我們曾經屈辱的歷史。作為中國人,看到了,記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該做些什么。正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2010年寒假,我帶著已經上了初中的兒子,第一次來到日本,特意帶他去看了這石燈籠上讓中國人憤怒并難過的畫面。

      看完之后,兒子問了我一句:“爸爸,我可以說一句臟話嗎?”

      我回答說:“可以!”

      靖國史觀自然可惡,但如果認為日本人都這么看這么想也是錯的。面對歷史,在日本的人群中,有多種態度,靖國史觀絕不是主流,修改過的荒唐歷史教科書,使用率也不高,只不過,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就是了。

      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館大學,有一個態度與認識同靖國神社截然相反的和平博物館,我們去采訪時,看到了日本人面對歷史的另一種態度:反思、認罪、期待和平。然而,參觀的人并不太多。

      之后,我們又到了日本南端的鹿兒島,那里有一個神風特攻隊的“和平會館”。當初二戰臨近結束時,日軍招來很多的年輕人,上了飛機就是單程票,用生命駕駛飛機撞擊美軍飛機或軍艦,起飛了就再也不歸。

      我在看日本,他們也在看中國。這就是我從鹿兒島神風特攻隊和平會館出來后面對日本媒體的場景。也許我說的,不是他們想聽的,但說了,也許他們會思考。第二天,節目播出后,有一位日本同行對我說:你說得很好,說得對!

      在這個會館里,既不像靖國神社那般明目張膽地為軍國主義招魂,也不似和平博物館那樣清醒地反思歷史,而是用“人性”,用“一去不返的年輕人對人世的留戀、他們母親的面容”完成了展示,一種曖昧的歷史觀也就蘊藏其中。

      由于我們是進入這個會館的第一批中國電視記者,出來時,有三家日本電視臺的攝像機在等著我。我直言不諱地說:“這里有情感,卻缺乏反思;有日本人的母親,卻怎么沒有想到別人的母親?”

      其實,在日本,反思歷史的人不少,這其中,不乏重量級人士。

      全世界的報紙中,發行量排第一的是日本的《讀賣新聞》,超過一千萬份,而《朝日新聞》也排名世界前十,同樣是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巨大影響的報紙。

      那么我們可以想象,有一天,《讀賣新聞》的老總渡邊恒雄與《朝日新聞》的主筆若宮啟文對談,反思歷史,批判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并做大量史料工作,證明日本當初的侵略戰爭,甚至南京大屠殺等,大家就可以想到,這在日本,會引起怎樣的巨大反響。

      而他們二位,的確這么做了。

      到了日本,我們先后采訪了若宮啟文和渡邊恒雄。

      渡邊恒雄已年過八十,在日本有“媒體總理”之稱,可見其影響力。在這次采訪之后與我的又一次交談中,他曾親口稱當時的日本首相為“渾蛋”,讓翻譯很是尷尬,不過這也看出渡邊老人對當下日本政府的不滿意。

      面對靖國神社問題,老人清晰表態:“首相當然不該去?!倍劣谧约?,他表示:“由于不讓我的狗進去,所以我從來不進去?!?

      讓老人憂慮的是:“我年過八十了,像我這樣經歷過戰爭的人越來越少,要抓緊工作,否則,歷史的真相就會被帶走?!?

      采訪臨近尾聲,老人突然反問了我一個問題:“日本怎樣做,中國人會滿意?”

      我回答:“我們都知道德國面對歷史的態度,當初德國領導人在猶太人墓前真誠的一跪,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真誠地反省歷史,雙方才能向前邁步?!?

      老人若有所思,不過最后,他說了一句話:“我不是首相,如果我是,我會的?!?

      我相信他會的。

      也正是這樣的日本同行與前輩,讓我在他們的言語與行動中,看到日本面對歷史的另一張面孔。

      曾經有人用“曖昧”一詞來形容日本人,面對歷史,這個詞匯似乎更加合適。信奉靖國史觀的人是少的,可如渡邊先生這樣立場鮮明地反思歷史的也不多,大多數日本人是曖昧地在那里含混著,心里知道戰爭是錯的,可表達起來,又絕不痛快。比如,一位教授絕對沒有惡意地問我一個問題:“當初日本進入中國,是否也幫助了中國呢?”

      看著他,我仿佛輕松地回答:“我不征求你同意就進了你們家裝修一通,你會不會憤怒?”

      他似乎恍然大悟,“是的,是的?!?

      其實面對歷史,日本人的“曖昧”也束縛了日本自己,一天不能清醒反思,一天就背負著歷史的沉重,周圍的人們,就很難在心中與未來接受他們。我不知道,日本,還可以曖昧多久?

      日本老了

      歷史是沉重的,現實也并不輕松。近二十年來,日本的經濟神話不再,衰退成了大問題。當我問日本的學者,日本第一大挑戰是什么的時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人口問題。

      想想也是,一方面,日本的出生率連年下降,經濟越衰退,大家越不生,大家越不生,未來的經濟動力越弱,惡性循環;而在另一方面,日本老齡化嚴重,日本幾乎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四個國民中就有一位。這個事實,也讓日本舉步維艱。難怪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大家都把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推到美國暗算和日本缺乏變化上,但其實,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老齡化時代到來,從消費到用工,從政府負擔到缺乏活力,加在一起,制造了日本衰退。

      不過,我到日本更關心的不是現象,而是日本怎么應對。因為用不了多久,中國將面臨同樣的問題。

      日本出現了老年人再就業的現象。想想也是,就算六十歲退休,平均壽命八十歲,還有二十年的歲月,生活壓力也變大,不就業屬于坐吃山空。于是,日本的職介所,幾乎都有老年人求職的柜臺,而政府,也用制定相應政策的方式為老年人留出了一定的工作崗位。比如通過規定駕齡年限,就讓日本大部分出租車的司機都是老年人。而園林工人、高速路收費的人員也幾乎都是老年人。這是日本特色的“夕陽紅”。

      在日本,盡量別在地鐵里為老年人讓座,因為老年人會認為你是覺得他老了不中用了;如果實在內心過意不去,最好還是先用視線與他溝通一下為好。

      我們也專門去了日本一家敬老院拍攝,條件環境都好,可一個事實是:這里的老人,都是用辛苦一輩子的錢,為自己買了一張床。

      走在日本的街頭,看著無處不在的白發蒼蒼的老人,我看到了一個不再年輕的日本。當然,我也看到一個未來可能不再年輕的中國,我們該怎么辦?其實,為今天的老人著想,就是照看我們自己的明天。

      我面前是一個安裝了很多儀器的“假人”,考驗我做人工呼吸的能力。做對了,儀表顯示“過關”,而做得不對,則繼續。這樣的科普方式,顯然有助于人們在關鍵時刻救命。而我們,有幾個會做正確的人工呼吸?不過,最近我已在新聞上看到國內這樣的培訓,這比光用嘴說“以人為本”管用。

      少買棺材多買藥

      日本是一個島國,因此地震頻發,也正是因為如此,日本的防災減災意識深入到社會毛細血管當中,讓人無法不印象深刻。

      之所以選擇拍攝這個選題,與我的一個新聞記憶有關。有一年,中國北方某城市中的一個賓館大火,里面住了很多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然而最后,日本人無一死亡,中國人,死亡人數幾十。

      這是為什么?其中的緣由,或許還要回到日常的生活與教育中去尋找答案。

      在日本東京的一所小學,校長事先沒有告訴孩子要進行防災演習。學生上課時,突然拉響火災警報,短短幾分鐘,全校學生十分老到地走出教室,用口罩捂著嘴,有秩序地到操場集合。這其中,一年級二年級的小學生也做得同樣出色。原因不復雜,日本規定,每個學期,學校都必須做類似的演習。

      在日本的一家連鎖商店里,我看到了太多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防災用品。比如,專門有一種東西,將高高的柜子與墻固定好,以免發生地震時,柜子倒下砸到人。

      而在一個日本人家采訪另一個主題時,我們得知,家中的老人昨天更換了應急食品,因為原來的應急食品過期了。平日里,包括食品、水電在內的應急包,就一直放在院里以備不時之需。由此可見,日本防災意識深入人心。

      針對防地震,日本的防范教育更多。比如一輛體驗車就開進學校開進社區,四處讓人體驗地震的震級以及地震后首先要做什么。大家可以想象:有過這種體驗的人,事發關口,自然不會太過恐慌;而不慌,就可能幫自己和他人逃生。

      至于科技力量,更是大投入?,F在的日本,依然不能準確提前預報地震,但可以做到在地震發生前十秒發出預警??蓜e小看這十秒,它意味著地鐵減速汽車停車,人們提早逃生。損失,將因為這十秒,而大幅度下降,尤其它可以幫助人們有效地保命。

      這就是日本的防災減災:平日里多買藥,最后就少買了很多棺材。而汶川大地震更是提醒我們:這一課,我們要補。

      學學怎么倒垃圾

      在日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并排幾個分類的垃圾桶,多日的采訪與觀察下來,發現這還真不是擺設。

      我們的司機楊師傅,從中國來到日本已近二十年,做其他的選題,他很少評價,然而見我們做環保與垃圾分類,他的話多了起來,“你們早該做這件事了,太應該拍了!這件事情如果中國能夠做到百分之五十,環境絕對不是這樣子?!钡?,想很快做到百分之五十,卻絕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垃圾分類已經成為日本百姓很自然并自覺接受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們來到東京城郊一個叫“我孫子”的小城市,不是占人家便宜,它就叫這個很讓中國人覺得尷尬的名字,在日語中,沒有我們理解的吃虧占便宜的意思。這,也是中日文化差別中一個小插曲而已。

      拍攝垃圾分類選擇“我孫子市”并不偶然,它從八十年代開始就試行垃圾分類,現在,在日本十萬人以上的城市中,它的廢品再利用率排名第一。

      早上七點多,我們走進一個普通市民家,由于一周兩次來收分類垃圾,因此家中早已做好準備,報紙捆起來,瓶瓶罐罐洗干凈,并在家中完成十幾種分類。比如瓶子,瓶與蓋是分開的,上面的塑料包裝紙也要分離開來,之后,他們帶著不同的垃圾來到收垃圾的地點,一會兒,好多輛收不同垃圾的分類垃圾車開來,將垃圾收走。

      我們拍攝時,見到一位婦女拿著垃圾來了,之后又拿著垃圾走了。我們追過去采訪才知道,收她帶過來的垃圾的分類車已開走,她只好把垃圾帶回家中存放,直到下周垃圾車再來時才能回收。也就是說,為遵守規則,她要讓垃圾在家中再放幾天,而類似的事情,幾乎每個家庭都會這樣處理。

      總有人說:中國向日本輸出了文化,是日本人的老師。這話沒錯,不過功勞屬于咱的老祖宗。最近這幾十年,恐怕大多是日本向中國輸出文化。在哆啦A夢創作室,負責人正向我們介紹哆啦A夢的誕生過程。動漫產業,已是日本對外出口的大產業,動漫形象在全世界登門入戶,日本的形象也因此變得“可愛”起來。這背后,有日本政府無形的推手在起作用。

      在大阪,我們采訪了負責垃圾焚燒和大型垃圾處理的舞洲垃圾處理廠,從外表上看,花花綠綠的處理廠像迪斯尼的童話世界。由于日本小學四年級教科書中就已經有垃圾處理的內容,因此處理廠面向孩子們開放好幾層的空間,在這里,有趣、生動、可參與。我想,走進這里的孩子,不會對垃圾焚燒有意見,也體現出“垃圾分類從娃娃抓起”的特點。

      所謂垃圾焚燒,是把分過類的垃圾投入大坑焚燒,最后變成粉末物質,這粉末可用作填海的基土;燃燒產生的廢氣需要再經過高科技處理,從煙囪直接排出時已無公害。同樣道理,廢水也經過處理,在排出時沒有公害。

      之后,我們又去了一家大超市,在門口就有回收站,回收那些可降解的食品包裝盒。很多市民購物回家后,會把包裝盒洗過再送回到超市回收站,這些回收物之后被制作成員工的服裝以及衛生紙。在這個超市中,這樣的衛生紙會特別標明,而且價格比其他的便宜,以鼓勵大家消費這樣的循環制品,而且,也是用低價來表達對參與者的一種感謝。

      所有的采訪結束后,我們作的第一個決定是,加長這個選題的播出時間,壓縮時尚文化的時間。因為它讓我們深深觸動,并且想象:如果從現在開始行動,二十年后的中國將會怎樣?

      目前在中國,多個城市上演反對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公民行動,人們擔心在垃圾焚燒的時候,由于分類管理不嚴而產生的二英會損壞人們的健康。

      回望日本,我相信,垃圾焚燒是未來垃圾處理的大趨勢,上馬在所難免。然而在維護公眾健康方面,政府責無旁貸,推進垃圾分類,加強對垃圾焚燒廠的監管,提升科技水準。但是,在要求政府盡責的同時,每一個參與公民行動的公民是否想過:這也意味著,我們每一個人將承擔更多義務去投身其中!

      捍衛權利的時候,我們應做好承擔義務的準備;而將來承擔義務時,稍有松懈,權利有可能再度喪失。在每一個今日為權利而拼爭的家庭中,如果明天不能忍受這種垃圾的存放與分類方式,不能嚴格地遵守相關規定,一切還會走到老路上。

      細節處的優點與毛病

      看日本,如果是粗線條地掃描,很快一目十行馬馬虎虎過去,估計會留下個“還行”的大印象,當然,也就會忽略日本在細節處的特色。

      在澀谷等東京繁華地帶,看行人過紅綠燈是必須拍攝的項目。紅燈時,無人穿越;綠燈時,洶涌人潮魚貫穿行,的確壯觀。

      日本大城市中,人們的交通主要依靠地鐵。高峰時,車廂里的椅子都能收起來,大家都站著,為了節省空間,到了非高峰期,椅子才放下;而在車廂里,很少有人蹺二郎腿,打電話也被視為不禮貌的行為;無論購物還是吃飯,都是有秩序地排隊,無人加塞兒。

      在日本,一般工作人員都有兩部以上手機,嚴格地公私分開,絕不會用公司電話接私人來電,更不可能用公司電話打私人電話。

      有一次,去郊區拍攝,在一個城鄉結合部,我想方便一下,正好農田邊一個廢廟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廁所,司機告訴我:廁所里有衛生紙,我將信將疑:這荒郊野外,廢廟旁的廁所,真的會有手紙?

      我走進去,擁有一瞬間的感動,這里不僅有干凈的手紙,旁邊還有備用的;再仔細看,又一個細節讓人動容,馬桶水箱的蓋子,就是一個洗手池,洗完手的水又流入水箱,可以沖馬桶用。

      是誰,是一個什么樣的機制,讓這郊外的小廁所也在文明的關照之內?而走到這一步,又用了多久?

      當然,如果繼續去尋找優點,細節之處讓人感慨的地方太多,我總是想:這一切,將來也該是我們的。

      在日本,找缺點其實也容易,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兩面。記得在北京,一位美國商會的負責人跟我聊天時說起過日本,他說:“中美兩國國民交往起來很容易,大家都放松,不拘小節,大國的國民似乎都這樣。比如咱們,可以坐在桌子上聊天,但跟日本人就不行,必須正襟危坐,他累咱們也累?!?

      這一點,在日本,我感觸太深,甚至連日本人自己也清楚。去我們的翻譯杉本大姐家吃飯,她的丈夫,一個長期熱心幫助中國留學生的日本議員,對我們說:“我特愿意讓中國人來家里吃飯,五分鐘不到,他們已經吹著口哨去廚房幫忙了,我當主人的甚至可以躺著看電視;而假如請日本人來家里做客,我要規規矩矩地當主人,他們規規矩矩地當客人,一頓飯吃完,送走客人,我會累倒在床上?!?

      日本人也越來越缺乏變化的能力。在日本是沒有“與時俱進”這個詞的,因為日本人很難接受隨時改變,尤其當前輩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后輩更不敢修改老規則,哪怕心里知道那老章程已不合適,也不敢動。比如松下老總在接受我采訪時,談到正在進行的裁員,他幾乎用讓人聽不懂的方式講述著這個行為,唯恐人們“攻擊”他改變了不裁員的老章程。而有一次與日本同行合作主持節目,一個非常簡單的主持詞的改動,他們居然連請示帶報告用了兩個小時,讓我以后幾乎不敢再與日本同行合作。

      現在的日本,正糾纏在這份不敢不能不愿不會改變的尷尬之中。

      走在日本街頭,流浪漢越來越多,貧富差距也在加大,年輕人的憋悶感在增長,日本的自殺率連年走高,已成為日本各界關注的大問題。與很多日本人交往交談,很難有暢快直率的感覺,大家都客氣,都用外在的曖昧把自己藏在套子里,讓外來者也感覺很累。

      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在白天與夜晚,在酒前與酒后,根本不是同一種動物。白天彬彬有禮,注重細節與外表,一到酒后的晚上,就呈現出另外一種面貌。在晚上,我多次見到酒后的日本男人當街撒尿,旁邊路過的人也似乎習以為常。還有更進一步的,某日本企業的三號高管,平日里一切正常,正人君子,某酒后之夜,回到出差住的賓館,一出電梯就以為到了房間,將自己扒了個精光,并且還認真仔細地將脫下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放在一邊,然后一頭倒在電梯間前的地毯上“滿足”地睡去,讓賓館的服務人員尷尬萬分。

      當然,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這樣的缺點要繼續找也容易,但是,哪一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的特點,這特點也正是優點與缺點的交織,作為外來客,拿走優點就好。

      了解并不對等

      在日本的二十多天時間里,我每天用一個多小時,整理日本最重要的五份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與《每日新聞》。

      整理什么呢?整理這五份報紙對中國的報道。

      結果讓我吃驚也讓我感慨。

      首先,關于中國的報道,量很大,平均下來每天每家報紙報道中國的內容都在五六條以上,幾乎超過美國,成為日本媒體最關注的外國。

      其次,面很廣。不僅關注著政治經濟政策,連河南的足療產業、廣東一學生因長發被老師逐出教室都有。

      第三,雖有偏見與誤解,但總體接近客觀。

      第四,中國經濟顯然是日本必須關注的,因此,經濟內容占比例更大,這一點,恰恰反映日本很實際。

      ……

      二十天過后,我總結這一份整理過的報告時,不能不想:我們呢?

      近百年前,有中國學者敏銳地提問:“日本把我們像放在手術臺上一樣解剖研究,而我們呢?”果真,沒過多少年,對我們深入研究并了解的日本軍隊長驅直入,令我們遭遇了一段最苦澀的歲月。

      今天,這樣的歲月很難再來,但是,如果缺乏對對方真正的了解與研究,危險,只不過將以另外的方式顯現而已。

      日本在地理上是我們的鄰居,在文化上是我們的鄰居,在經濟上,不管我們是否超越它成為GDP世界第二,這都意味著,我們依然還是鄰居。

      既然看不出誰有搬走的意思,那么,就要交往、相處、抬頭不見低頭見。

      恨與憤怒,都正常,但不能讓它遮蔽了我們了解與觀察的雙眼。中日兩國,走過了敵對的歲月,也曾有過八十年代所謂的“蜜月期”,在我看來,這兩種相處狀態都很難再來,我們該進入正常的交往狀態。既不是戀人也不是敵人,而是正常人的交往,有問題也能解決問題往前走。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雙方的理性與克制,也需要日本能有一天,在歷史的面前,有一種真正的反省。

      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才能輕裝前進。

    11美國,美嗎?

      1995年的年底,我去過一次美國,采訪的路線從西到東,從洛杉磯到紐約,走馬觀花,算是對美國有了第一眼印象。

      那個時候,剛剛熱播完《北京人在紐約》,因此一提到美國,就會想起那句話:如果你愛他,送他去美國,因為那兒是天堂;如果你恨他,送他去美國,因為那兒是地獄。

      顯然,在當時的中國人心里,美國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無法真正地平視,但是我估計,天堂的比例會高一些吧!于是,今天回憶起那一次美國之行,劉歡高亢的歌聲揮之不去。

      那個時候的中國,正在鄧小平南巡之后經歷又一次快速的改革,然而總體經濟實力依然距離美國相當遙遠,走在美國的街頭,到處是不認識的汽車與不認識的各種品牌。記得在美國一個酒店里,打掃房間的一位黑人小伙子,見我們從中國來,便很熱情地向我們介紹冰箱,說這是夏天用來冷藏食品飲料的,接著很真誠地問我們:“在中國,夏天要冷藏食品,一般用什么?”

      這可能代表著當時相當多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吧?;蛟S,走出房間的他,更會為我們沒留辮子而大感驚詫。

      當然,那次美國之行也有很多收獲,比如說,在當時的中國城市中,還有很多“美國加州牛肉面館”,可能是因為美國加州的招牌,因此生意不錯。但到了美國之后才發現,加州根本沒有牛肉面。

      當時去美國,沒有什么錢,也幾乎沒有名牌的概念,買了一些紀念品和音樂錄像帶,已經算大手筆。到賭城拉斯維加斯,雖然已經看到很多中國人在賭,但與之后的半壁江山比起來,還是小場景。

      那個時候的美國,世貿大樓還在,克林頓領導下的超級大國正在干掉了日本的挑戰后志得意滿地快速前行,在自由女神像下拋船錨的一位老工人,表情里都藏著一種君臨天下的驕傲。用我同事的一句話評價:這老頭兒像個教授。

      1995年我在紐約的照片。人,沒什么可看的,不過比現在年輕十幾歲罷了;可看的,是背后的景,那兩幢大樓,就是“9·11”中被撞倒的世貿大廈。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國,正在克林頓率領下神采飛揚著,誰能想得到,六年后,這里面目全非?

      到達加州的迪斯尼之后,我許下了一個小小的心愿:將來,我一定帶著孩子來這里,讓他或她感受兒童世界里最牛的樂園。

      那個時候,距離我兒子的出生,還有兩年的時間,現如今,提起迪斯尼,已經十二三歲的“小伙子”會對我不屑地說:“迪斯尼?小孩子去的地方,我沒興趣!”一句話,我十幾年前許下的心愿也就煙消云散。

      十幾年的時間,在中美之間,已經改變的不只是一個小小的心愿。

      重回美國,多了兩個廢墟

      這是一次提前了的行動,在“看”系列當中,日本之后,原本應當是俄羅斯或印度,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改變了這個計劃,美國之行被提前。沒辦法,作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地,此時的新聞在美國。

      經過十五個小時的漫長旅程,飛機在紐約機場降落,機場的服務一如既往地糟糕,甚至行李車都要收費,可這一切,都不如機場電視上看到的一條新聞來得震驚。

      美國總統奧巴馬正針對通用汽車公司進行直播講話:原來的整改計劃不被接受,再給通用六十天時間,通用CEO瓦格納辭職……

      天哪,瓦格納正是我們已經聯系好的采訪對象,他的辭職,意味著這一采訪計劃必須推倒重來。不過也好,它讓我們還沒有走上美國街頭就已經明白:金融危機不僅是報紙電視上的新聞,更是非常殘酷的現實。

      為了倒時差,也為了更迅速靠近美國,我讓接我們的車沒有去旅館,而是先去“9·11”的廢墟和華爾街,這是進入新世紀后,改變了美國和世界的兩個重要場所。

      到達現場,“9·11”的廢墟讓人感慨萬千,悲劇已經過去七年,但慘況依然肉眼可見,如同一個巨大的傷口,展示在美國與世人的面前。不知什么原因,據新聞報道應當是在重建的施工現場,看不到任何施工的跡象,現場的四周,車來車往,越發凸現著工地悲壯的安靜。

      我站在華爾街的高臺上做報道,背后掛著美國國旗的建筑,就是紐約證券交易所,只不過當時正休市。我身后有很多旅游者,仔細看,大多拿著相機,在這特殊時刻,能照出一個不一樣的華爾街嗎?

      從“9·11”廢墟步行幾百米,就到達了著名的華爾街,在我看來,此時的華爾街是另一個廢墟,只不過與“9·11”遺址比起來,一個看得見,一個看不見,但給美國與全世界的創傷是相同的。

      在那一天的華爾街,呈現出一幅奇特的畫面,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樓上,是一幅巨大的美國國旗,幾十米外,一個是常年在這里的華盛頓的雕像,一個是因展覽而臨時掛在這里的林肯照片。兩位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眼睛似乎都在看著那一面國旗,不一樣的神情,卻似乎是一樣的嚴峻和憂慮。這樣一種奇怪的注視,也突然讓我感受到一種歷史的味道。危機中的美國,將走向何方?而危機中的世界,又將走向何方?當然包括中國。一切會好起來嗎?

      在華爾街的另一側,是證券交易所前著名的銅牛,很多人依然在此合影。記得當時我與同事說:如果在十幾年二十幾年前,“美帝國主義”受了難,估計咱們很多人會高興;可現如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美國感冒,中國也得咳嗽。所以現在更多人是盼著美國經濟好起來,因為這里也有中國的GDP和普通人的就業,當然,還有那么多中國借給美國的錢!

      要離開華爾街回旅館時,一回頭我發現,華爾街上到處是護欄,原來,古老的街道正在維修。于是,我讓攝像開機,說了到美國后的第一段話,記得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我在哪兒?旁邊的745號就是當初雷曼兄弟公司的總部大樓,現如今,里面冷冷清清,看不出任何輝煌過的樣子。我手里拿的是什么?2008年9月16日美國當地的中文報紙,頭版頭條八個大字:雷曼倒閉,美林出局。是為金融危機的開始。

      “面對世界上最著名的金融中心華爾街,今天的游客依然不少,但不知道,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家會是什么樣的心情。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華爾街正在維修,而現在需要維修的,顯然不僅僅是街道?!?

      讓人提心吊膽的“空城”

      底特律,舉世聞名的汽車城,通用等大公司的總部就在這里。

      到達底特律已是晚上,城市的安靜出乎意料,這種安靜,不是田園式的靜謐,而是缺乏人氣的怪異。

      沒辦法,這座繁華時有二百萬人居住的城市,現在由于經濟持續衰退,僅剩下不到百萬,而城中心,基本讓給了黑人。

      當天晚上,到達旅店后,我們幾個人出去找吃的,然而走了幾百米之后,就決定返回,然后在旅店門口的一家小店里解決,因為有一種怪異的恐怖感讓你不得不收住腳步。馬路上很少有人,半天時間才會有輛車呼嘯而過,燈不多,偶爾一個黑人神秘地走過來,揮舞著手里的《圣經》,向我們大喊了一句什么,于是,更加重了我們的不安全感。

      一夜睡沒睡好已沒印象,總之,來到了底特律的白天。

      一大早來到通用總部,采訪接替瓦格納的新任CEO韓德勝,幾天之中,他能同意接受我們的采訪,我想是因為中國市場擁有某種拯救通用的能力。

      韓德勝笑哈哈地走近我們,手里的一杯星巴克咖啡就是他的早餐。由于當時的美國,正質疑通用等幾家大公司危機之后依然頻繁乘坐包機等行為,因此,韓德勝似乎是故意地選擇了在員工辦公區旁邊的小會議室里接受采訪,言語中自然充滿信心,當然,更不忘記表達對中國市場的期待與贊賞。

      這是底特律的市中心。照片上兩棟大樓,早已荒廢,連一扇窗戶都沒有,步入其中,像走進一個恐怖片的片場,聽得到自己心跳的回聲。這樣的樓,在底特律還有很多。從照片上的表情看,我也挺猶豫:這資本主義的另一面,咱是反映還是不反映?會不會有看人家笑話的“小人心態”?

      然而,一年之后,已經開始走出困境的通用,CEO不再是韓德勝,他也因辭職而離開。當然,金融危機中取代通用成為世界老大的豐田,一年后也在美國陷入“召回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不過,這一切,已都是后話。

      離開韓德勝與通用,底特律這座城市,在我們的鏡頭中才真正展開。

      城中心,到處是廢棄的大樓,很多樓面上掛著“招租”的布幅,然而太久無人理睬已被風雨侵蝕到殘破的地步;樓內偶有流浪漢臨時居住,離開時玻璃被打得粉碎;在一個樓下,我們幾分鐘內就發現四個吸毒用的針頭。

      底特律的衰落可不是因為當下的金融危機,這從它中心火車站早已廢棄、鐵軌邊都長滿了荒草就可以看出來。隨著日本、韓國車的大舉進入,美國用工成本的增加以及應變速度太慢,美國汽車產業在本土的競爭力日益下降,直接導致底特律的衰落。這個進程,已經持續了大約幾十年,現在在美國,本土汽車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五十。于是,工人失業,城市發展減速,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要么逃離,要么日益籠罩在不安當中,而金融危機,加重了這種不安。

      美國的一份雜志預測:底特律,這座生產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的城市,到2100年將要消失。但從眼前的景象來看,似乎不用到2100年。

      在一片蕭瑟的景象中,我們通過采訪,也看到了這座城市當中人們的努力,改變與重塑正在艱難并悄悄地進行著。清晨出發時,在一個街角,我們看到一個裝修中的小店櫥窗上,寫著巨大的一行字:底特律,一切都會好起來。

      我猜想,這正是一個普通的小老板,在打擊中,為自己也為這座城市加油。

      下午將要離開這座城市,我覺得沒什么比這一行字更適合成為結束語,于是,我們繞了很遠的路,又回到這行字的前面。

      記得我最后一句話是:“好運,底特律?!?

      個人持槍的權利與代價

      讓百姓可以擁有槍,這是矛還是盾?是權利還是越付越大的代價?

      這是我們出發前就擁有的好奇,但是,到了美國,我們原定的發生過槍擊案的采訪地點已經不用再去,因為新的槍擊案又發生了。

      2009年4月3日,紐約州賓厄姆頓市,一位從越南來的四十一歲男子,到達他曾經學過英語的社區服務中心,拿著槍沖了進去,向正在那里學習的人們連續射擊,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四位中國同胞。而兇手自己,最后也自殺身亡。

      而這,也不是我們在美國期間唯一的槍擊案,一星期之內,還有多起,導致十人死亡。從某種角度說,槍擊案在美國,已不能算是新聞,因為隨時可能發生。

      驅車幾個小時,我們到達賓厄姆頓市,槍擊案的現場,人們自發地追悼著死者,現場插著十四面美國小國旗。也就是說,兇手也在被追悼之列,而現場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畫面是,幾大宗教同時存在,比如面對我們的同胞,就有佛教的物品。

      估計美國人不會有這樣的照片,因為太平常太司空見慣,可中國人,卻一定要來這么一張,因為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在槍店當中,一直小心謹慎,畢竟是真家伙,您看我拿槍的姿勢,是不是很有些不專業和擔心的意味?

      悲傷是如此難以抑制,那么,一個問題更加明顯:為什么百姓可以持槍?

      有人告訴我:在德國,百姓曾經可以持槍,然而納粹上臺后,取消了民眾這一權利,之后發生屠殺猶太人的悲劇,很多人會思考,如果百姓可以持槍,大屠殺會發生嗎?

      在美國,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什么可以使這個權利真的落到實處?在相當多的美國人看來,持槍是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不僅保護私人財產,也可防止政府或軍隊突然犯渾。關于槍,美國內部也爭議巨大,基本分成兩派,一派支持持槍自由,另一派希望用法律來嚴管。不過請注意,不管哪一派,都不是說要全面禁槍,畢竟在美國有這樣的說法:是上帝、槍、勇氣成就了美國。

      當然,持槍不是無限制的自由,你不可以把槍帶出自己的私人領地,可誰都知道,即使警察再敬業,嚴防死守,想管住美國2.3億支槍也是難度太大的事情。于是,人們就越來越多地聽到與槍擊案有關的悲劇事件。

      第一次走進公開銷售槍支的商店,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瞬間將信將疑的心情。各種大大小小的槍支擺放在那里,還有供女士使用的時尚武器,讓我總是在心里發問:這都是真的?當然是,都能一槍致人于死地。

      于是,神圣的權利與殘酷的代價就始終要在美國博弈。

      在白宮的前面,有一條曾經車水馬龍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但是在接連發生幾起槍擊白宮的事件之后,美國人意識到,裝一卡車炸藥開到這里也是遲早的事情。1995年,時任總統的克林頓作出決定:從5月20日起,全程關閉這條大道。為此,克林頓講了這樣一番話:在美國的歷史當中,有四位總統遇刺身亡,另有八位總統遇刺但幸免于難,即使這樣,這條大道也沒有關閉,然而今天,不得不作出這樣一個決定。

      也就是說,關閉了大道也不會禁槍,在這里,自由、權利與代價之間的痛苦平衡展現得一清二楚。這個時候,持槍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讓人左右為難的探險。

      美國,還將繼續探險,而代價,付到何時才是終點?誰都知道,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太多國家,都絕對不會讓公眾持槍,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但對私人權益的保護,又該如何在槍支之外尋求答案呢?

      自由穿行

      去美國,在金融危機之下,要拿出時間與精力拍攝公共圖書館,也許有人會認為:吃飽了撐的,然而,如果有一天,我們身邊都有很多這樣的圖書館,你會覺得,吃飽了并不意味著幸福,還真得需要其他的一些什么來支撐。

      我們去采訪的波士頓圖書館,是全美國第一家由政府撥款免費開放的公共圖書館,開館于1848年。這座古老建筑的大門之上,有一行字,直譯是:對所有人免費。而在采訪之后,我更愿意將其翻譯成“自由穿行”。

      這是一座誰都可以進入的圖書館,在我們采訪時,有很多無家可歸者,在這里溫暖地吃早餐,并看看報紙,你會覺得很協調。由于金融危機,很多人失業,怕家人知道,裝作去上班,但離開家門就直奔這圖書館。難怪不管1929年的那一次還是這一次危機,都導致圖書館人流急劇上升。在這里,失業的人們還可以用免費的電腦查閱各種招聘信息,為自己尋找工作。

      公共圖書館,不僅是看書看報查資料的地方,還承擔著美國社區文化與公共事業發展的任務。在我們采訪的那一天,圖書館里就有一個免費的英語班正在授課,上課的學生,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這樣的課每天都有,永遠免費,而且是地道的美語老師。

      除去這些,周圍社區的歌唱比賽、游藝活動都可以在這里舉辦。在美國,每一萬人就擁有一家公共圖書館,是中國人均擁有量的四十六倍,更關鍵的不僅是數字上的差別,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兒童放學后可以在這里安全地游戲,老年人在這里排遣寂寞,成年人在這里自我完善,外來人在這里上了到美國的第一課,而且絕無障礙,一視同仁。

      我專門問了一下:“我可以借書嗎?”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有賓館的房卡就可以?!?

      這讓我這個外國人頗為感動。而圖書館的運營經費,百分之八十由政府承擔,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由各界捐助,像鋼鐵大王卡內基就捐資建起了一千六百多座公共圖書館,對此他說過:只幫助那些自救的人們。

      結束采訪,走出圖書館,看著那“自由穿行”的字眼,心中有一種很溫暖的東西在涌動。那一天的波士頓氣溫很低,或許,無家可歸者,正在圖書館內舒服地打著盹呢!

      國家扮演父母

      我有一個正上學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學起,接送孩子就成為我們夫妻倆一項重要的生活內容。當然,妻子是辛苦的主力,由于我們家住得離學校較遠,因此早上怕堵車要早早出門,下午放學,又要提早去守候。日復一日,我們,和絕大多數中國父母一樣,很多的生命時光,就這樣消耗在接送孩子的道路上。

      然而,在美國,這項工作是由國家來完成的。大多數美國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途中時光都是在接送他們的黃色校車上度過的。

      早上,黃色校車來到他們的家門口,接走;下午放學,校車把他們送回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風雨無阻從不間斷。為此,在每個學生身上,政府每年要投入五百美元,而特殊的殘障孩子,則要投入兩千美元。

      那天,我們在一個叫夢露的安靜小鎮采訪,兩個美國母親領著自己的孩子站在離家門口二十多米的公路邊上,幾分鐘后,黃色校車來了,孩子上車與媽媽再見,之后,一個母親進屋,另一個,牽著狗散步去了。望著她們悠閑的背影,我突然明白,與中國的母親相比,美國的母親一天有二十六個小時,多出的兩個小時,是不用接送孩子省下的。

      僅節省時間還不夠,美國的校車對安全要求極高。最先進的安全設置都會在校車上率先使用,因此出事率很低。即使出了事,傷亡率也低。2007年,明尼蘇達州一座橋梁突然坍塌,當時正處于交通高峰期,六十多輛汽車掉進了水中,多人死亡多人重傷,其中有一輛校車,卻只有幾個孩子受了一點兒輕傷,其他人毫發無損。

      這里要說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我們攝制組的大車剎車晚了,追尾撞上了前面一輛出租車,出租車司機下了車,罵了兩句,一看自己的車什么事都沒有,開車離去,而我們這輛大車,前臉撞得不輕,開起來吱吱地響,只好找汽車修理廠去修。原來在美國,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在安全上執行著最高標準,難怪我們撞不過出租車。由此我更明白:為什么校車是那么的安全。

      而在美國,從法律到全社會也都給予黃色校車最大的特權。

      每當校車到達目的地或在途中停車,一個寫有STOP字樣的牌子伸出,道路兩側的所有車輛都要在前后二十五米處停下,如有違反者算嚴重違章,定當重罰。

      在校車制度實行的近一百年里,共接送美國孩子近五億,成為美國義務教育的標志。

      采訪臨近結束,我們站在一個高處,下面不遠就是一所中學,這個時候離下午放學還有幾十分鐘時間,幾十輛黃色校車已經陸續到達,在校門口安靜等候,再隔一會兒,它們將把一個又一個美國孩子送到各自家里,開始每一個家庭溫馨的晚間時光。

      面對這樣一個場景,我似乎有一肚子話要說,可又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因為這校車,不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跨越著世紀地接送著孩子,陪著他們成長,而且,還運送著溫暖與責任。

      后來有人問我一個問題:“你希望《巖松看美國》這個系列節目擁有一個怎樣的收視率?”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一天,在中國的一個又一個鄉村,開出一輛又一輛黃色的校車,那是我們最高收視率所在?!?

      一個平常的演講及并不平常的反響

      去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是一段與節目沒太大關系的小插曲,沒想到,卻成為“看美國”過程中一個迅速被放大的事件。如果統計其影響力,可能會超過《巖松看美國》中的很多節目,這一點,讓我大感意外。

      這是耶魯大學校園里張貼的海報,上面印著我的大頭像和演講主題:美國夢,中國夢。

      邀請并不復雜,一個曾經在《東方時空》工作過的同事,后來赴耶魯留學,聽說我要去美國,校方很感興趣,讓她問我是否可以在耶魯給學生做一場演講。我沒覺得是一件怎么復雜的事情,如果時間和行程方便,就去,如同在國內為大學生服務一樣。

      講什么主題,偶爾會想,直到有一天,“中國夢”這三個字跳進腦海,我知道我找到了關鍵詞。接著回頭一想,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從出生到十歲,從二十歲到三十四十,每一個十年的點,都能找到中美之間的糾結之處,并有一種歷史進程在其中。行了,就這樣,既然人們總提美國夢,那我就去美國講講中國夢,而結構與方式用我四十年人生中的每一個十年作為支撐,把自己放進去,講人講故事,人們容易聽進去,不那么累。

      當然,在這樣的選擇背后,我自然也會有自己的思考。我一直覺得,長期以來,我們很多的對外宣傳與溝通是失敗的?;蛟S,正是“宣傳”二字造成了這樣的結果,概念、口號滿天飛,自說自話,別人聽著一頭霧水又或者心生反感,我們似乎只為完成自己的宣傳任務,而不去想是否有效果,別人是否愿意聽或聽得進去。

      其實,回到人性回到心靈回到符合規律的溝通,是我們必須完成的轉變。這一點需要我們自己松弛下來,更多尋找與別人共同的地方,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認為所謂“講演”,只是去和美國的大學生們聊天,講一講我的真實想法,沒必要像寫論文一樣去周吳鄭王地一本正經。也因此,在有了主題和講述方式之后,我連稿子都沒有準備,一切順其自然吧。

      耶魯很重視,現場爆滿,還拒絕了很多后來想進入的人。我就像平日在國內大學里一樣,輕松、幽默地講述著與中國夢有關的故事,之后大家陸續提問,怎樣尖銳都可以。

      演講結束后,學校舉行了一個小冷餐會,三個細節讓我難忘。

      一位美國的母親,穿著大紅色的中國唐裝,從頭到尾都在認真聆聽,之后她來到冷餐會要求與我合影。原來,她的兒子在耶魯畢業后,由于金融危機,在美國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最后,在中國上海找到了一個滿意的工作。于是,這位母親從此關注中國的一切,相信不多久,我與她的合影會發送到她遠在上海的兒子那里。

      一位日本留學生聽完演講后專門過來感謝我,他非常真誠地對我說:“謝謝你們制作了《巖松看日本》,這對我們兩國都有用?!?

      耶魯大學的校長助理,一直操持這次演講的來自中國的王大姐終于如釋重負,她告訴我:其實一直是擔心的,怕你像很多人一樣,講臺上一站,宣傳味兒十足,一會兒說走一半聽眾,沒想到,你會這樣講,反而讓人聽得感興趣,以后我對請中國的嘉賓就更有信心了。

      聽過王大姐這話,我一直不知道,該當批評還是當表揚。難道說人話并真誠溝通竟如此奢侈?我愿意相信,這種局面早已改觀,今后的演講者會更自然更松弛。

      演講之后,我們繼續著美國行程,沒想到,幾天之內,國內媒體與網絡迅速放大了這個演講。這么一看,世界真是平的,看著眾多“頂一下”的支持者,我突然覺得,之前再認真點兒就好了!不過,不會的,因為結果可能恰恰相反,有了功利之心,事情反倒蠻擰了。

      也有人問我:“代表誰啊,官方吧?有上面要求吧?”面對這種慣性的思維,我只有苦笑。大家不知道的是,正是由于幾天后國內網上的視頻流傳,讓我面臨了不大不小的麻煩——還在美國的我們,接到質詢:你們違反規定,演講沒有報批,要說明情況!

      天!演講需要報批?我真的不知道,后來,幾次來往解釋,這事兒也就過去了。估計這是一條沿用了多年的條令吧。執行任務的員工總要核查一下,按規定辦事,理解。不過,這規定,如果真有,以后得改改吧,我怕它已有些過時。

      美國古典,中國現代

      提到美國,也許人們馬上會想到,這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生活工作節奏快,都市霓虹閃爍,二十四小時不夜城不眠不休,酒吧餐館歌舞升平,人群中爾虞我詐鉤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觀念不強,性方面非常開放,各種消費欲望極強,錢,才是上帝……

      到了美國你會發現,以上描述基本符合現如今中國的狀況,與美國的關系卻已不算太大。

      在美國的很多城市里,過了晚上八點找飯館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很多餐館都已關門,過了九點十點更難,街上到處都很安靜,包括紐約也如此。上班的日子里很難見到酒吧爆滿夜夜笙歌的情景,只有周末會熱鬧一些。對于我們這些沒時沒點兒的電視人來說就苦了,于是有人開始懷念起中國來:“要是在咱們那兒……”可畢竟是在美國,只好靠司機的經驗去尋找餐館。當然,也有聰明的指引:去唐人街吧。果真,過了十點找飯吃,一進唐人街,燈火輝煌,看樣,中國人還是把優良的傳統帶到了美國。

      大城市如此,美國的諸多小鎮就更不用說了。天黑不一會兒,小鎮都靜得讓外來人心慌,只好趕緊找到旅館,算是找到了可依靠的地方。不過,一家又一家住戶窗戶中透出來的燈光,告訴你美國人的溫暖所在。

      在美國采訪期間,我進過很多美國大公司的辦公室,裝潢風格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驚人地相似,幾乎每一張辦公桌上,都擺放著家人的照片,其樂融融的合影透露著美國人的家庭觀念。一次是偶然,兩次是感慨,當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此相似情景的時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國社會運行的基礎以及美國人心中最珍貴最善良的角落。這景象,也成為我從美國回來之后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畫面。

      以上的情景,絕不僅僅出現在美國,歐洲的一些國家比美國更甚,家中的電視小得可憐,甚至很多家庭還用著錄像機。人們的腳步紛紛慢了下來,生活,占據了生命的上風,而觀察人群中的眼神,有一種單純和干凈的東西,人們似乎變簡單了。于是你會感慨:可能所謂的現代化時間長了,并不意味著向前走,而是回身尋找,重新回到人的心靈,回到生活與生命本身。無論歐洲還是美國也包括日本,環境都再度清潔起來,藍天白云出現的頻率,大大多于我們,顯然,一旦心靈與生命被尊重,自然也必被尊重。

      采訪結束后,默多克的中國夫人鄧文迪帶著他們的兩個孩子來到現場,傳媒帝王一瞬間變成一個慈愛的父親。這個時候,我突然明白,能放棄周末的時間來接受采訪,是因為中國。雖然默多克和他的傳媒帝國,在中國的前行并不順利,但他表現出足夠的耐心和信心。于是,我又好奇:僅有他的耐心就夠了嗎?

      觀察這一切,不意味著羨慕或是對自身的批評,而恰恰來自對未來中國的思考。還要多久,還需要經過怎樣的路程,我們的眼神才能夠重新純凈起來,童年與成年不再有太大區別?怎樣能讓我們的腳步慢下來,去體味生命本身的快樂?何時讓家庭的照片出現在一張又一張辦公桌上,而不是對同事曖昧地說:我單身。又在怎樣的環境保護下,讓中國的街頭從早到晚都是跑步鍛煉的人?當然,你還可以期待:人與人的相處變得簡單,不再需要天天運用五千年文化積累下來的聰明才智去斗智斗勇。

      沒辦法,我們依然處在欲望占據上風的發展階段,有人開玩笑地說,在美國,人們最常聽到的中國話有三句,第一句是:“太便宜了!”第二句是:“還有嗎?”第三句是:“我都要了!”由此反映中國購物客的消費狂潮。不過,沒辦法,我們還處于用物質來獎賞生命的階段,離背起行裝去山水中激活生命還有距離。還在這個階段就要面對,誰也無法一躍而過,只是不希望,我們在欲望面前犧牲幾代人。

      從美國回來后,我曾說過一句話:“當下的中國,由于欲望,我們的人性處于退步的階段?!卑蠢碚f,這話并不好聽,卻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網友的支持。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滿希望的一種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這種欲望,與物質無關,卻離心靈很近。

      不是美國或哪里已經做得很好,美國也并不是都變成了鄉村或田園,不干凈的人或事也隨處可見。只不過,有那么一種安靜與自然的味道,刺激你去思考這些問題罷了。從這個角度說,我要感謝那些寂靜的美國夜晚。

      平視美國

      寫下平視二字,首先是要和過去告別,告別一種曾經無法言說的仰視心態。不過必須承認,巨大的差距面前,尋找平等是艱難的,僅有挺直的腰桿是不夠的,它需要相當厚重的硬件來做基礎。今天的中國,不管是自身實力的提高,還是對世界的更充分了解,以及自信的增加,都使得告別仰視、平視對方成為一種可能,畢竟,平等才是最大的尊重。

      寫下平視二字,其實更與悄悄增長的一種俯視與盲目自信有關。這同樣不靠譜,甚至有時比仰視更害人。美國并沒有真正的衰落,在過去的百年間,美國不止一次地經歷過或軍事或政治或經濟的考驗甚至危機,然而,一次又一次從挑戰與危機中走出來的美國都變得更強。因此目前情況下,僅因為又一次金融危機,就判斷美國步入下坡路,或許是過于自以為是并且盲目樂觀的一種表現。

      在美國,無論是采訪摩根斯坦利的掌舵人還是傳媒巨頭默多克,無論是花旗銀行的負責人還是生存危機中的通用CEO,無一例外,都在強調變革,強調危險中尋找新的機會,強調讓自己更強,不回避問題,卻真的在尋找答案和解決之道。這讓你明白,美國之船不會就此沉沒。

      難怪早有人說:中國人是樂天派,剛有點兒成績,就笑起來了;而日本人是悲觀派,剛有點兒問題,就憂慮起來。其實,中國人真該在樂天中多一些憂慮與危機感,也許,才走得更好更遠,而不是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這樣,看待別人時,也才更客觀。

      寫下平視二字,還與中美關系有關。

      記得2009年,奧巴馬離開北京的那一個夜晚,我在直播節目中說:“即使這一次奧巴馬好話說了很多,態度也相當友善,但中美關系的事實是——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

      當時的奧巴馬之行,讓全世界也包括很多中國人自己,都更樂觀地看待中美關系的走勢。

      而僅僅不到半年,因為奧巴馬見達賴、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貿易摩擦頻繁、對臺軍售、航空母艦要進黃海等一系列問題,人們又開始悲觀地看待中美關系的未來,甚至悲觀到有人預測十年內中美必有一戰的地步。

      我的態度依然不變。在很長的時間里,中美關系依然是——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因為兩國有太多的不同,又有著越來越多的合作之處,再加上各自的戰略思考,這個局面很難改變。在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勢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中國,是中國自身經濟實力與政治能力能否達到一定高度。達到了,向好的成分增加;達不到,向壞的因素大;徹底的好與壞,可能性都不大。

      同時,我們該明白的是,也許美國人簡單,但美國并不簡單。

      百多年來,美國坐著老大的位置,在格局變化的時代里,自身利益高于一切,美國不可能放棄夢想,主動看著老大位置受威脅。小瞧了美國戰略觀會吃虧的。認清了這一點,來自美國的幾句好聽的話或幾句難聽的話,同樣也就聽聽罷了。時間長著呢,美國是中國對外交往中最大的一道考題。面對這道題,慢慢答。但愿我們考出好成績。

    12感動,有沒有用?

      一

      如果問過去這十年,中央電視臺原創了哪些成功的電視品牌,我想《感動中國》一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排名榜首。這個年度特別節目,從2003年2月播出首期,到現在已經持續八年。和其他大型節目比起來,它火起來的速度太快,當年就得到高度評價,并被迅速確立為中央電視臺的年度項目;它擴散得也太廣,到現在為止,全國各地的《感動XX》、《XX驕傲》無處不在,已經構成一種現象。如果說,對于其他類型的節目來說,被克隆是一件很讓人不舒服的事情,但《感動中國》被復制,卻似乎是一件讓人開心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更廣泛地尋找感動,更大范圍地傳播感動。當然,這樣的復制,也會反過來讓《感動中國》感受壓力。不過,這是好事,也真的會變成動力。這幾年,每當我走進《感動中國》的辦公室,總能看到黑板上一行一直沒被擦掉的字:“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感動中國》的兩個多小時,對于每個普通的觀眾來說,可能意味著無法被擦干的淚水,或者是心靈的一次凈化。但對于這個社會與時代來說,《感動中國》的走紅意味著什么?

      淚水里,人們有一種怎樣的期待?夸獎里,哪些標準被悄悄地改變了?四處開花,是尋找還是播種?當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感動著中國的時候,意味著我們的富有還是貧窮?這感動,與我們尋找中的信仰有關系嗎?我們,還會感動多久?感動,有用嗎?

      感動中,還并沒有清晰的答案,又或許,我們喜歡的未必是答案,而是尋找答案的過程。至少,我們現在還可以感動!

      二

      然而,感動,并不是我們最早要尋找的方向。

      2002年9月,我所在的新聞評論部開了一個十來個人參加的不算大規模的策劃會,我也身處其中,這個會的目的,是集體策劃一下,眼看一年就要到頭,我們該制作一個怎樣的年度人物評選節目?

      詩人曾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套用此句式,很多人會覺得我們更多的時間在監督在批評,是尖銳和堅硬的。其實,并非如此,批評給了我批評者的眼睛,我卻一直用它尋找溫暖。如果不是如此,批評有什么意義?如果不是尋找一個更好的未來,監督又有何意義?

      有這個想法并不讓人意外,全世界的眾多媒體,都會在一年終了的時候,推出他們的人物評選,一來發出媒體的聲音,二來通過選擇進一步明確自己的價值觀,三來也有競爭與市場的因素。于是,這樣有影響力的年度人物評選在全世界并不少,比如《時代周刊》、《新聞周刊》、CNN等媒體,都做出了特色和影響力。但是,起碼到了2002年,中央電視臺在新聞這個領域仍是空白。

      我們想填補它,最初的提議和方向不讓人意外,當然要做年度新聞人物的評選,這不僅因為我們在做新聞,還因為,這幾乎是媒體的慣例。

      可在討論操作的時候,問題就來了。

      既然是新聞人物的評選,就沒人能保證都是正面人物,一年之中,也許航天英雄和黑心礦主同樣是熱門新聞人物,請問,這樣的評選能被接受嗎?到時如何“頒獎”?一屆可能可以辦,但下一屆會讓你再辦嗎?

      在我們的環境中,這樣的問題必須考慮到,空有理想,如果無法實現操作,那理想也幾乎等于零。對于我們這些久經考驗的新聞人來說,這意識都有,于是,必須去尋找既符合理想,又可以操作并可以放大的事情來做。

      各種各樣的建議被提出,又在越來越多的煙霧中被否決,不是不符合理想,就是不符合操作,或者,太沒有國情觀念。一個下午的策劃會,幾乎快走向僵局。

      這時,似乎是陳虻提出了一個點子,找好人,評選讓人感動的年度新聞人物。乍開始,有一瞬間的沉默,但迅速地,我們就看到了“感動”二字背后的巨大價值與可能性。感動,不會讓黑心礦主們列入其中;感動,也是我們自己想尋找和需要的;感動,是一種力量,也可以推動這個時代前行;感動,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也有進一步成長和成功的可能??礃?,這件事可以做。于是,2002年9月下午的這個策劃會,終于留下了一個可供發展和討論的果子,算是功德圓滿。而那一瞬間的火花,來自當時還長發飄飄的陳虻。雖然大家一起豐富和完善成《感動中國》,但思維僵局中的一個轉折,他的貢獻是巨大的。以至于,每一次錄制《感動中國》,都會想到陳虻。只可惜,后來,變成了追憶,2008年年底,在第七個《感動中國》誕生之前,陳虻英年早逝,引發整個新聞評論部人內心巨大的情感地震。追悼時,人們談論更多的是他創辦的《生活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別忘了,還有《感動中國》的最初創意。而陳虻,用自己的貢獻告訴我們:有時,背影也是一種感動。

      回到2002年9月的那個下午,一個思想上無中生有的《感動中國》正式誕生,從此,這片土地上從未停息過的感動,開始以另外的方式,以一種年度電視化的操作模式,呈現在中國人的面前。出發之前,我們對這片土地上存在的感動既猶豫更充滿信心,唯一有些不確定的是:在當下這個時代,中國,會被感動嗎?

      三

      什么是感動?又該選擇什么樣的人來感動中國?

      在《現代漢語詞典》上,對“感動”一詞是這樣解釋的:“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響而激動,引起同情或仰慕?!?

      其實,在每一個人心里,都有一個對感動的解釋。感動于我,便是在某人或某事面前,一種抑制不住的熱淚盈眶以及之后良久的沉思!

      敬大姐也曾經問過一個十歲的小女孩:“你感動過嗎?”

      小女孩對敬大姐說:“有一天,我放學晚了一個小時,走出校門時,我看見姥爺在寒風里一直等著,我就哭了?!边@就是感動。

      對于普通人來說,感動往往與淚水緊密相關,這也應了另外一句話: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問一問自己,已經多久沒有被感動?而一顆好久沒有被感動過的心,就像一朵很久沒被澆過水的花。所以,淚水,也是一種澆灌良心所用的水。

      但是,制作一個有可能產生巨大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僅僅弄懂了感動是遠遠不夠的。別忘了,《感動中國》里的“中國”二字,意味著你選擇的感動必須契合主流的價值觀,要面向全體中國人,不能太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否則,感動大打折扣,也未必感動中國。

      這個難度,就體現在人物的選擇上,這個選擇,往往意味著每一個名字背后的某種精神或價值的體現,而這選擇,從某種角度說,也代表著我們,一群電視人不用語言而能表白的堅持與尊重。

      在第一屆《感動中國》開始推進時,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向幾十位推選委員寄出了一封信,我也身在其中,在這封信中,有如下一段內容,代表著最初的創作想法:

      感動需要發現,而您就是我們邀請的推選委員會中的一員,為中國發現感動,收集感動。

      我們希望能“感動中國”的更多是小人物,是平凡人亮相的場所,但也不排除各種因素決定每屆都會有一些知名人士走上領獎臺。成龍之所以獲選,是因為他走向世界之后,對“中國人”這三個字愈發捍衛。

      這次評選活動將感動中國、打動人們心靈的人物作為評選對象,什么樣的人能夠成為2002年度人物?……這些人物身份各異,有著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經歷,有的可能曾經見諸媒體,有的也許還不為人所知,但在過去的一年里,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動了我們,感動了中國。他們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詮釋著一個人對這個國家、對這個社會,應當擔當起怎樣的責任,以堅強的民族精神挺起我們民族的脊梁;他們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讀人與人之間應該有著怎樣的情感,帶給公眾感人至深的心靈沖擊。他們共同的特質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

      我寫作有一個習慣,一般不喜歡過多引用,但是以上這一段,必須引用于此作為備案,看看最初的想法是怎樣的,中間是否堅決執行,而歲月是否會慢慢地侵蝕了這一切。在將來,讓我們自己別忘了,曾經許下過一個怎樣面對感動的誓言。

      還好,依然如故。

      在這樣一些最初的設想中,蘊藏著最重要的一個精神是:在人格與感動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只在意內心的巨大震動,而不是哪一個人聲名的顯赫。這,就為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走上感動中國的舞臺做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鋪墊。

      四

      2003年2月14日,第一屆《感動中國》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第一屆《感動中國》年度人物,包括王選、劉姝威、姚明、濮存昕等十位人物。

      在制作第一屆《感動中國》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它用被迫的改變奠定了之后《感動中國》的樸素基調。

      這一屆的《感動中國》,在錄制的時候,頒獎過程中穿插了幾個文藝節目,演出者是包括鋼琴家劉詩昆在內的絕對大腕。這種選擇,一方面是希望少量的文藝節目烘托氣氛與情緒,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還不那么自信:僅靠畫面和訪談,能吸引住觀眾嗎?

      順利錄制完畢,然而趙化勇臺長在審完片之后,作了一個決定,將頒獎禮中所有的文藝因素拿掉,樸素一些,單純一些。

      事后證明,這是一個正確且關鍵的決定,人們需要的,正是最樸素的感動。

      我身邊是一直為中國人在日本打官司的民間志愿者王選。只因面對歷史,日本總有人一貫地躲閃和曖昧,于是,王選為上一輩的同胞去討公平。公平來得并不容易,她說:其實,我們也是在給日本一個機會。

      播出的當天,我就接到很多短信,都是表達感動。其實,大家的這種情感我不意外,在錄制的現場,觀眾們的情感投入,已經讓我有了這方面的判斷。

      節目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元宵節的聯歡,賈慶林看到我,最先表達了對《感動中國》的稱贊,他說:“昨天的節目我看了,真感人!”隔了一會兒,我又看到吳儀和周永康,他們帶著情感地向我表達了對《感動中國》的喜愛之情,語言也都非常樸素:“太感人了!”

      這個時候我明白,幾乎在最短的時間,《感動中國》似乎獲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評,這也就意味著,《感動中國》觸碰到了時代的敏感點,滿足了大家心中有、可周圍筆下無的內在需求。當然,也意味著打開了《感動中國》前行的空間。

      其實回頭看,出現這種上上下下都叫好的局面并不偶然。

      在社會的道德底線被不斷突破的背景下,人們心中向善的愿望并沒有泯滅,甚至因此變得更強烈。生活中的人們,哪怕一些為自己的利益在做著不那么光彩事情的人們,面對屏幕時,也依然可能被感動,因為殘存的良心以及與利益無關的尊重;更不用說蕓蕓眾生們,中國人的內心原本善良。

      當然,大家都感動,也來自于《感動中國》回到一種人性的表達,不是概念,不是口號,不用空話套話,而是用心講述真正好人的故事,用細節用情感用回到土地的質樸來講述。這就拆掉了人們心中的墻,這時,不管你身居高位還是普通百姓,都只復原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上面,感動,就變得簡單。當然,也與社會的需求有關。法律只是一個社會最低層面的道德標準,僅維持這種最低是不夠的,更何況,這種“最低”還時常被突破。在我們這個并不靠宗教來確立信仰的民族中,在時代巨變的轉折階段,在信仰缺失的空白地帶,什么,是十三億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恐怕還是要向道德、人心與傳統文化方面去尋找答案。于是,《感動中國》與上上下下內存與外在的需求一拍即合。

      在第二年的《感動中國》剛剛播出之后,時任廣電總局局長的徐光春,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電話,電話中,李長春說:《感動中國》這個節目令人十分感動……相信廣大電視觀眾看了都會感動,我是含著淚看完這臺晚會的。這臺晚會再一次證明,主旋律的節目,只要堅持“三貼近”是不會枯燥的,而且是會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

      在第二屆的《感動中國》中,獲獎者包括楊利偉、鐘南山,還包括高耀潔與梁雨潤,第一次有了外籍人士——一位反省歷史的日本人尾山宏當選,也第一次有了集體獎——衡陽大火中犧牲的消防員。

      《感動中國》在眾人的關注下,開始悄悄地拓寬并成長。

      五

      一旦投身于《感動中國》的制作,電視人似乎都有了一種“宗教”般的情懷,神情變了,變得虔誠與純潔;身份變了,不管什么崗位,都愿意忙完自己的再幫別人一把;把領導當群眾,群眾發號施令當領導,時??梢砸灰?,沒人覺得有什么奇怪;而幾乎所有人,在《感動中國》的錄制過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時常淚珠滑落,沒人覺得不正常。

      到現在為止的八年,《感動中國》的制作過程,應當是一個另類的模板。

      這個團隊超級穩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沒變,制片人朱波八年一貫制,導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種也同樣如此。每年一到歲末年初的時候,朱波電話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話:“哪天?幾點?”剩下的都屬于廢話,沒什么可再說的。但穩定也有一個壞處,一見老熟人,覺得去年的此時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長。中年人最怕時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見,更苦時光之短。

      我與敬大姐的主持詞,八年的時間里,從沒有人管過我們要說些什么,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絕對信任。頭兩年,我倆還有點兒不踏實,“領導不指示一下?”領導一樂,走了。于是,一般情況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錄制前兩個小時,在化妝間里你一言我一語碰出個方案。你讓我一點,我就和你一些,感覺就有了。畢竟是多年的老搭檔,都在默契里。恰恰是這種信任與松弛,讓我和敬大姐能夠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內心真實情感的表達上,于是,也就對了。

      第二天就要正式錄制了,這是頭一天在空曠場地內臨時召開的不用坐著開的會,制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導演,設想一下明天的諸種可能??催@張照片,輕松是主基調。沒有松弛,沒有民主,沒有對干活人的信任,是不會有好節目的。

      在《感動中國》中,主持人需要參加的會很少,一般是兩次。這在“文山會?!钡沫h境里頗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議論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細節琢磨人物特點;再一次,是錄制前一天,走個臺,順便就把最后一次準備會開了,不留疑點到現場。不過,大家不要認為輕車熟路不用功,不開會的時候,天天自己給自己開會,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領導往往不以領導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卻以另外一種方式投入。按理說,當時的廣電總局副局長胡占凡(現任《光明日報》老總),每年看完節目把個關表個態就可以,可這位多年唐詩宋詞朗誦會的幕后操盤手,對文字與聲音的表達絕對內行并“發燒”。有一次,為《感動中國》頒獎詞的朗讀問題,給我打了四十分鐘的電話,強調平日的“說”和儀式中“播”的分寸,之后也多次與我交流,這時候,他絕對不是什么副部長,而是一個文人,一個被《感動中國》打動的老大哥。

      中央電視臺副臺長羅明,是《感動中國》的出品人和把關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動中國》的頒獎詞及四個字的定評之詞,都是出自他的筆下。然而這與他是領導無關,一來這是他用作為廣院大師哥的文字功底“爭取”到的機會;二來自覺自愿;第三,寫得不好的照樣堅決不用,他也不會提異議。而假如因為寫得不錯,事后夸他,他會極其得意地笑起來。

      制片人朱波,手機的鈴聲,長年是《感動中國》的歌曲旋律,雖然他還負責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顯然,他讓自己時刻處于“感動”狀態中。中間有一段時間,他被突如其來的糖尿病纏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時間后,又精瘦并異常樂觀地歸來,只不過,從此,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樣,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導演樊馨蔓,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名字筆畫最多的一個。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個人為讀者簽售《感動中國》的書,我寫完了三本,她還在“樊”字最后幾畫中較勁呢。名字筆畫多,心更細,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這美女導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動中國》這一件事,頭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時間,是編片子時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訪者哭。

      寫不完……我一直認為,每年用“感動”開始,是一種運氣。我想,團隊中的人,也有同感,因為有人陪著哭,有時也是一種幸福。

      而在《感動中國》錄制現場,領導往往缺席,這似乎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規則,領導們一般錄制前到場,看一圈沒什么問題,就走?;蛘?,隱身到導播間,免得現場還要排座次。這一點在頒獎方式的選擇上同樣體現。按慣例,獲獎者,應當由領導來頒發獎杯,最初討論時,大家擔心這么一安排,每一年領導的等級如何定?順序如何排?官氣會不會重?最后我的建議被采納,就讓小朋友來頒獎,上下都接受,又純真又意味著傳承。最關鍵的是,少了最最讓制作人操心不已又容易出錯的環節,大家都因此松一口氣。不過話說回來,領導的“缺席”,恰恰要感謝領導們心照不宣的理解。這中間,有一種有趣的默契!

      或許,以上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動中國》能夠成功的另一種原因。

      六

      該回到現場,回到《感動中國》真正的主角身上。

      做《感動中國》的主持人,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幸福在于,你可以離感動如此之近;而痛苦在于,當你被感動時,你必須克制,不能放縱淚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這種痛苦,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強烈地感受到。

      有一次,現場錄制時,屏幕上在放片子,一名解放軍軍官,陪來部隊探親的妻子女兒周末上街,看見一位輕生者落水,他下水救人。輕生者獲救了,而他,卻在妻女的注視下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時候,屏幕上播出了令人痛心的畫面,才三四歲的小女兒,在人群中拿著爸爸脫下的旅游鞋邊哭邊喊:“爸爸回家,爸爸回家……”

      我是一個父親,這個畫面我之前也看過,可在大庭廣眾之下我依然沒能忍住,淚水奪眶而出并難以控制,然而又必須控制,因為兩分鐘之后,是我的主持段落。于是,讓同事飛快拿來大把大把紙巾,迅速抹掉淚水,還不能擦掉臉上的妝,一陣手忙腳亂,估計在一邊看的人,會覺得搞笑的成分更大。過程十分驚險,好在放片子時黑燈,現場沒有多少觀眾注意到。兩分鐘后,我平靜下來,開始自己的主持段落,可情感卻難以真正平靜,或許,細心的觀眾可以察覺。

      這樣的經歷,在八年的《感動中國》過程中,發生了不止一次,有時,甚至就在聚光燈下,在舞臺的中央。

      第二屆《感動中國》的獲獎者高耀潔是一位來自河南的退休醫生,從七十歲接觸到艾滋病人之后,走上了艾滋病預防和救助的道路。在眾人的偏見、有關部門的遮掩等障礙下一路走來,獲獎時已經七十七歲。她一路走得不易,不僅是因為周遭環境,還因為她那雙曾經裹過的小腳,讓她常常步履蹣跚,但就是這雙似乎最古老的“小腳”,一路奔波抵抗著最現代的艾滋病,盡著她的一己之力。

      即使獲得了感動中國的年度人物稱謂,也并非全無爭議,比如來自深圳的義工歌手叢飛。身患絕癥,依然為貧困孩子們奔波,他獲獎后,有很多人質疑他“沽名釣譽”,病沒有那么重等等。一年后,叢飛去世,一切質疑煙消云散。然而,是什么,讓我們不敢相信呢?

      那一年的頒獎舞臺,獲獎者需要從高處向下走十余個臺階來到舞臺中央。當宣布獲獎者“高耀潔”之后,厚重的大門緩緩打開,一米六零、七十七歲、滿頭白發的高耀潔出現在公眾面前,這一個畫面,已經具有震撼的力量,接下來,她艱難地走下臺階,身體一顫,差點兒摔倒。這時,我已接近流淚,趕緊快走兩步上前,把手伸給了高耀潔,像一個兒子伸給母親。沒想到,高耀潔抬頭看了我一眼,接下來用手輕輕一揮,拒絕了我伸出的手,這時的我,沒有任何尷尬,反而是淚水奪眶而出,另一邊,敬大姐同樣如此。而細心的觀眾也發現了這個細節,掌聲響起,倔強的高耀潔終于穩穩地站到了舞臺中央,這段路,她走得就像抗艾的征程一樣。

      活動臨近結束時,高耀潔給我們寫下一段話,這話中,有最大的愛,也同樣有恨。不過,這恨,是愛的另一種表達:

      艾滋病已是世界性災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實事求是地關心善待,救助艾滋病人及遺屬們,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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